◎章劍鋒

　　廈門大學不動產金融研究中心

　　研究員

　　香港財經文摘雜志高級記者

　　專欄作者有人興許會問：你既說租房居住不能解決問題，還可能導致新的麻煩，又說推行經濟房的人出了問題，再好的制度也被搞砸，那你又有什么辦法可以讓低收入者都住上房子？

　　我的意見很簡單，既要發展存量房租賃市場，鼓勵現時支付能力不足的人去租房居住，也要努力建設更多、更好、更便宜的經濟房，為低收入者提供便利。只有一個多層次、多種類和多途徑的供應、消費模式，才可以轉移、分流和消化積弊過深、抱怨過甚、矛盾激烈的公共住房壓力。就此而言，我并非反對適度推行廉租政策，也沒有否定

經濟適用房制度的意思。

　　問題在于，這些事都由誰去做？是我們犯了糊涂，將屬于市場的歸給政府，又把屬于政府的歸到市場身上。于是乎委開發商或房地局以重任，要求他們提供公共品。這些部門都扮演著特定角色，有其專門職能與追求，找他們來挑這副擔子大錯特錯。由是，經濟適用房變得既不經濟又不適用、廉租屋也成為“紙上畫餅”，教訓深刻、代價慘重。

　　近段時間讀李光耀，知道政府的歸政府，這副擔子最終還得落在政府肩上。李資政在新加坡倡導并實行了成功的“居者有其屋”計劃，計劃的要旨是不搞施舍，相信人人平等，把握機會讓人民分享盈余。

　　不搞施舍的政府要舍得出錢、出物、出人、出力、出政策，要一門心思包攬住房保障體系建設，而不應過多考慮怎么去服務開發商和推進住房市場化，否則，更多困難人群就會遭到買不起房的現實打擊和羞辱。

　　李光耀在新加坡推行了30年的居有其屋，我一直為他何以有此信念而困惑。結果從他的回憶里只找到“社會主義”淺淺四個字。他說，我們信奉社會主義。不能任由市場胡來。人的能力有大小，如果完全讓市場來評估一個人的表現并決定報酬，大贏家會非常少，中等贏家占多數，失敗者也會相當多。穩定的唯一前提不靠市場，而要親手為人們建設自己的住房。

　　李光耀為此不厭其煩，在公共筑屋問題上常常事無巨細親自過問，鼓勵利用與眾不同的地形特點增加建屋特色，加強新鎮獨特性，并指示在遠離市區的鄉村或農業地區建造組屋時，要保留土地興建工廠，發展無污染工業，使組屋里的人可以就近工作。當多數人住進組屋，家庭收入也由此增加一兩倍。

　　購買組屋的人數由此迅速提升，1967年新加坡大約只有3000人購屋，1996年增至70000人。1990年代，等待購屋的人當中超過半數擁有了組屋。有幸考察過新加坡模式的人歸國，向我介紹的第一件事就是鐫刻在建屋局墻上的局訓———這是中國唐朝詩人杜甫的名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也是他們致力的使命。

　　李光耀的計劃沒有中途夭折，也不曾大打折扣。他的決心使人不難明白，其一、要讓人們擁有值得守望的資產，而不是給予福利照顧。其二、不要把擁有資產的愿望和無端索要福利等同起來。在失靈市場的混亂秩序中，勞而不獲的人們需要不缺位的政府為他們提供適當而必要的存續空間和生產條件。其三、擁有資產，是人的可持續性和社會可持續性同步的先決要素。這不僅是要讓人們有權自行決定自己的錢應該怎么花，還能讓人們都為此負起責任，個人的積極性和回報不可少，一個經濟體才會有效率。

　　說到底，全世界的住房經驗和道理加在一起，有一條永遠正確，即政府完全有能力幫助困難人群解決住房問題，只要他們愿意做，就會有辦法。

　　我的主張，政府完全可以為此設立一個高級別的政策性房屋建設機構，專司此職。新加坡的建屋局就是專門建造廉價住房的法定機構。好處在于，政府由此成為住房資源分配的直接控制人，也是住房保障的直接提供者和建設者，公平、效率將齊頭并進，所有工作都能避免因為寄希望于地方和開發商代勞而局限于通過文件形式實現的不幸。

　　我們有了政策意愿，目前只差付諸行動。要使這種行動自覺自愿而且廣為普及，我們還得有一個國民住房法案，很多國家都專門為公民住房立了法，我們卻只有一部圍繞開發商和

房地產市場化設立的城市房地產法案。到頭來發現，市場化是推進了、開發商都賺錢了，住房保障水平卻被嚴重削弱。該考慮把公民的住房權益、政府的責任和義務都清清楚楚地逐條寫入住房法里了，使之成為一項有其強制和約束效力且被遵守的準則，這樣至少能長長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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