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興維

　　西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由設立“國家預防腐敗局”說開去

　　紀委、監察、檢察、經偵、糾風辦，檢察院系統內部還有反貪污賄賂局、反瀆職局、職務犯罪預防科……專門反貪機構已然不少，宏觀經濟調控體系中還有

銀監會、

證監會、保監會，但反貪形勢仍不容樂觀。于是，國家決定成立“國家預防腐敗局”。按官方說法，這是反腐倡廉的實際需要和履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規定的防腐義務。但這會有用嗎？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如果預防腐敗局也出現腐敗，又該怎么辦？未雨綢繆，是不是還需要再成立或組建一個“預防‘預防腐敗局’腐敗局”？如此一來，機構設置就沒完沒了；改革也就不能“出清”。

　　出清，是一個商業經營術語，意思是說，在市場上，總會有一個價格能使某種商品全部銷售出去。廠商為了不積壓商品，就必須把售價適時地調整到這個市場價格的水平，否則，他的商品就不能出清。

　　在中國的改革問題上，如果不明確主體和目標，就很容易導致改革不能出清，即沒完沒了的改革。

　　比如，為了控制集團購買力或集團消費支出，從中央到地方都設置了“控辦”和“政府采購辦”，可是，集團消費仍然有增無減。于是，進一步增強“控辦”和“政府采購辦”。

　　又如，為了控制機構膨脹，從中央到地方都設置了所謂“機構編制委員會”或“機構編制辦公室”，專司各級機構設置和人員編制的控制。可實際上，機構膨脹已經到了哪怕是日益富裕的財政也不堪忍受的地步。

　　再如，征稅、收費本來都是有法律法規和政策依據的，可似乎靠不住。為了防治“三亂”（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減輕民眾負擔，又設置了“減負辦”。

　　其他還有諸如“糾風辦”、“禁毒委（辦）”、“打拐辦（打擊拐賣婦女兒童辦公室）”、“掃黃打非辦”、“精神文明辦”……凡此種種，都說明了一個“二元無法自返”的問題：

　　指，不能自撫———手指不可能自己撫摸自己；權，不能自衡———權力不可能自己制衡自己。這在邏輯上稱為“二元不能自返”。為了杜絕套話卻平添了杜絕套話的套話，為了精簡機構卻增加了精簡機構的機構，為了減少冗員卻生出了減少冗員的冗員……可見，在改革問題上如不明確改革目標和重塑改革主體，就必然陷入“二元自返”的陷阱，即為改革而改革、改革生改革的循環改革。這樣，改革就不能出清。

　　應該說，中國改革目標早已非常明確：經濟改革的目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機構改革的目標是精兵簡政、廉價政府，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是民主法治。至于重塑改革主體，若不假思索，似乎也很明確，那就是政府———改革伊始及迄今，政府不一直就是中國各項改革大計的主體嗎？可是這個問題并非如此明了如此簡單。

　　舉例說來，從技術角度看，任何政府都需要文件和會議作為信息的傳導工具；但不同的制度體制安排會導致文件會議產生不同的意義和作用。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時期，一項決策或決定的貫徹實施，總要從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層，層層召開會議，級級批轉文件；有時是文件傳達會議精神，有時是會議傳達文件精神，兩者極具相似性和共生性。人們經常批評的“文山會海”、“文牘主義”，就是這種傳導機制的生動寫照。試想，讓一個習慣于“文山會海”、“文牘主義”的人去治理“文山會海”、“文牘主義”，結果會怎么樣？不用多想，他一定會近乎本能地用發文開會的辦法去治理。最終，人們還是陷于“文山會海”、“文牘主義”而不能自拔。就事論事，“文山會海”、“文牘主義”弊端的產生并不在文件和會議本身，而在于傳統體制信息傳導機制自上而下的縱向性和不可逆性，而這又與其決策機制的集中性和封閉性分不開。

　　中國的進步離不開改革的推動，中國的改革離不開政府的主導，中國的政府主導離不開公民的主體。這就是中國改革的邏輯，從而也是中國構建和諧社會、和平發展的邏輯。

　　“當政府的目的在于行善便民時，經驗告知我們更應當保有警醒。”回到設立“國家預防腐敗局”的話題，至少有一點必須明確，當政府代表國家行使職能時，花銷的仍然是全體納稅人的錢，所以必須向全體納稅人作出答復：已經有了林林總總的專門反貪機構，再成立一個如此高規格的“預防腐敗局”，是否必要？如果說這是在履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而與國際規則“接軌”，那末中國加入的其他國際公約是否也需要國家機關和政府部門與其國際規則接軌？

　　從五十年前的天津劉青山案到十多年前的北京陳希同案再到去年的上海陳良宇案，一再清晰地向國人揭示，反貪腐防貪腐，管好國家和各級政府的錢袋子，關鍵在制度在體制，而不在設多少機構。因為貪腐的本質是公權私用，所以反貪腐就必須對公權予以制衡。“寧愿同三個魔鬼打架，也不要一個圣人獨裁”。以是觀之，則“預防”貪腐，大體可以概括為十二個字：制衡權力，陽光預算，公共財政。

　　諸君以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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