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燕寧

　　資本利得稅是維護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財政調控手段，其在成熟市場上有利于市場理性的維持和平衡發展，但對新興市場發展不利。通過考查西方政府的相關理論和實踐，可以看出我國現階段開征資本利得稅的條件還不具備。

　　開征累進的證券所得稅，在成熟的證券市場中，具有自動調節證券市場規模的“內在穩定器”作用；而在不成熟的證券市場中，有強烈的抑制股市上漲或促使股市下挫的緊縮效應。過重的證券稅收會提高證券市場上的資金成本，降低資金回報率，導致金融資產價格下降，最終將引發大量資金套現離市，不利于新興證券市場的發展，為此新加坡一直未開征資本利得稅。

　　資本利得稅只是稅收制度的一個環節，其核心功能僅在于重新調整證券投資收益。開征資本利得稅必須充分估計到其對資本市場的沖擊。臺灣曾因擬開征資本利得稅而造成股指大幅滑落，從12000多點跌到3000點，以至于臺灣證券管理當局不得不宣布無限期擱置對資本利得稅的課征。

　　一些國家和地區還對公司或個人證券交易所得免予征稅。按照新加坡稅法規定，對投資

股票所賺取的資本利得不征公司所得稅。新西蘭、南非、希臘等國家也采取免稅政策。但是在資本市場相對過熱，宏觀經濟指標持續走高，投資需求過大，調整利率收效甚微之時，政府將開征資本利得稅作為政策選擇可能性是很大的。越南政府在2006年股指翻番的背景下，今年也在考慮開征資本利得稅。

　　根據西方國家經驗，最適當的資本利得稅率約為15％。而針對資本利得稅與宏觀經濟之間的關系這一問題，有些研究機構已經嘗試用統計的方法，來測量減少資本利得稅給宏觀經濟帶來的影響。最近的兩項最為重要的研究是由DRI/McGraw－希爾和AllenSinai做出的，他們是PrimarkDecisionEconomics的全球首席經濟學家。他們得出的結論與其他研究結果一致，現在大多數的經濟學者都同意減少資本利得稅率會鼓勵投資，提高生產力和生活水平，而且刺激經濟增長。而對于權益的稅收通常會引起投資的萎縮，理論上說，開征資本利得稅不僅會引起投資萎縮，同時也會引起儲蓄的萎縮，企業和居民的邊際投資傾向都會減少，居民儲蓄減少，可支配收入減少，經濟增長減慢。

　　稅率變化對于資本市場的影響更需要重點關注。2003年，在美國政府將資本利得稅稅率從20％降低到15％后，道瓊斯平均指數在兩次探底后走出了上揚的行情。雖然，道指的表現并不能僅僅歸因于稅率的降低，但是，應該看到，稅率作為影響因素之一，確實發揮了抬升指數的作用。

　　我們考查日本這個亞洲最為重要的市場，也得到了同樣的結論。2002年底，因東南亞金融危機導致了經濟的持續下滑，為了刺激資本市場，并為投資者重樹信心，日本出臺了強有力的財政調控政策，在經歷了連續的下跌后，日經指數在2003年初走出谷底，體現了稅收刺激的政策效果。因此，資本利得稅的邊際稅率下降會引起資本市場的指數上漲。

　　在西方國家，現實中的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在進行稅收決策時并不會遵守最優稅收理論提出的福利最大化和額外負擔最小化的設想。現實中是否推行某種稅制要考慮多方面因素。目前，在我國這樣市場經濟不發達的社會中，由于信息披露的有限性、經濟的市場化貨幣化程度低，因此，研究一項新稅種開征的可行性需要考慮的因素更為復雜。

　　其一，要科學把握合理的稅收負擔水平。

　　其二，稅收要適應刺激企業創新的政策體系。要提高企業的創新和競爭能力，就要降低總體稅負，降低資本成本，而不是提高稅負。應鼓勵企業進行風險投資、從事創新活動，以提高企業競爭力。

　　其三，資本利得稅是計入個人所得征收的，進而轉變為

個人所得稅，稅收直接從收入中扣除，就會產生稅負過重的感覺，稅率越高這種感覺越明顯。在目前的市場環境下，這種政策缺乏社會心理承受能力。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的稅基擴大根本上取決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我國人均收入水平還比較低，總人口60%的低收入階層擁有的收入或消費額只占全國總收入或消費額的31.2%，占總人口10%的最高收入階層擁有的收入或消費額卻占到30.4%。這種情況說明大多數人口或家庭所獲得的收入還只能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并無能力繳納個人所得稅。

　　據分析，滿足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實際消費性開支一般均占居民全部收入的75％－80％，余下部分主要是用于儲蓄。在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完善，城鄉

醫療保險體系還未建立的情況下，不能以城鄉個人儲蓄存款的增加為理由解釋征收資本利得稅的必要性，資本利得稅主要應針對具有較高收入且收入多來源于資本市場的人群，而不是對大部分個人或家庭征收。因此，資本利得稅在整個稅收中的比重不會像發達國家那么大。所以，當人均收入水平較低時，開征資本利得稅可能不是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好的選擇。

　　其四，如果一項新稅收的實行所需要的信息獲取和行政成本過高時，就沒有實施的可行性。因為資本利得稅的推行要以巨大的稅收成本為代價。西方國家在個人所得稅推行過程中出現了巨大的效率損失，以至于他們的一些學者和政府或國會要員主張“將所得稅體系連根拔掉，并用另一種稅制完全代替它”。這種情況也說明了要慎重對待將資本利得稅作為調控手段的政策選擇。

　　其五，要考慮政策實施效果，資本市場的高度敏感地反映了人們對稅制規則的態度。如果負擔水平不高，人們違法的積極性就低，同時又受益明確時，守法的態度就會占上風。如果負擔很重，偷漏稅的利益很大，被處罰的預期成本不大，人們就違法的積極性就大大提高。加之資本的流動性特征，不合理的稅賦會導致亞當·斯密所說的資本外逃的情況出現，這對于經濟的破壞性是很大的。

　　綜上所述，我國現階段還不具備開征資本利得稅的條件。

　　（作者為中投證券宏觀經濟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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