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宏觀調控重點不是減少流動性過剩，而是有效地利用流動性過剩，主要是重新調整過剩流動性的流向，向有利于經濟結構優化的方向調整。總體思路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也是第一步，下決心大力度調整房地產的發展政策，阻礙過剩資金向房地產業的高度集中，抑制房地產過度增長。第二部分或第二步是創新模式，使過剩資金流入急需的產業升級部門及社會事業發展部門。同時，還要大力度調整外貿外資政策，抑制出口增長過快，遏制貿易順差擴大的趨勢或逐步減少順差。

　　（一）大力度調整房地產的發展政策，切實加強對房地產的宏觀調控

　　前兩輪房地產宏觀調控成效不佳的主要原因是沒有在“促進賣房”和抑制過度的住房投資或投機需求上著力。有必要在以下方面對房地產發展政策進行大調整：

　　一是國家和地方都要放棄把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的提法，在發展政策上改變“房地產偏好”，還房地產業的本原，即民生性產業。而且在住房發展政策中要明確規定不鼓勵居民擁有多套住房，用經濟的手段來抑制第二套住房的需求。

　　二是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完成之前，都應對房地產發展采取適度抑制的宏觀政策。即把對房地產的過度刺激政策，調整為中性政策，甚至是中性偏緊的政策。

　　三是盡快征收物業稅（不動產稅）和對房地產商征收暴利稅或空置稅，促進住房供給的釋放。物業稅征收可考慮按面積分檔確定稅率，近階段給予人均30平方米的免稅額，人均住房30平方米至50平方米為第一檔，稅率1.5%，人均50平方米以上為第二檔，稅率可定得較高，如定在3%。房地產商牟取暴利的一個重要手段是“捂房不賣”，可考慮征收暴利稅或特別收益金（或提高土地增值稅稅率），還可考慮征收房地產商的住房空置稅。

　　四是提高居民住房轉讓所得的稅率。由目前的20%提高到50%，對僅擁有一套住房的住戶出售房屋所得稅可實行稅收返還，即重新購買住房時全部返還。同時，稅收征管部門應強化執行力，主要是防止稅收的轉嫁。

　　五是取消期房銷售制度，改為現房銷售制度。

　　六是對居民購買第二套以上的住房采取抑制性的金融政策。

　　（二）創新模式，使過剩的貨幣流動性集中流向產業升級部門和公共部門

　　過剩的貨幣流動性從房地產部門退出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將社會過剩資金導入產業升級部門和公共部門。產業升級部門主要是產業技術水平較高、市場容量大的現代制造業和裝備工業。主要包括汽車、通用裝備、大型專業技術裝備、船舶、精細化工等重化工業。由于這些過剩的資金相對分散，且流動性很強，喜好投機，因此，無法直接導入產業升級部門，因此，需要一種機制將其間接導入，主要設想是將發展股市與產業升級結合。過剩的流動性逐步向股市流轉，造成

股票市場的繁榮，這是一種好的動向，但要避免的是股市的發展只有泡沫而對產業升級的拉動作用不大。過剩資金導入股市與產業升級結合應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一是制定產業差別化的上市融資和再融資政策，主要是明顯放寬對升級型的重化工業部門上市融資和再融資的條件，促進重化工業的資本擴張和競爭力的提高。升級型的重化工業都是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需要借助資本市場來強化其資本規模和創新能力。

　　二是成立一批支持升級型重化工業發展的產業投資基金，吸收保險資金和社會剩余資金大量投入。

　　三是制定針對性強的優惠政策支持升級型重化工業兼并重組，促進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的外部資本擴張。同時，在金融、稅收政策上鼓勵升級型重化工業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鼓勵企業“走出去”等。

　　（三）調整外貿外資政策，抑制出口的過度增長

　　首先，應加快下調出口退稅率，將出口鼓勵政策由“過度激勵”向“適度激勵”轉變。總體原則是鼓勵出口的政策應與鼓勵產業升級的政策一致，重點鼓勵升級型的重化工業品出口。

　　其次，調整目前實施的“慢升值”的匯率政策，努力保持中期匯率水平的基本穩定，減弱

人民幣升值預期。要堅定地避免加快升值，既不能搞慢升值，更不能搞急升值，升值不能解決我們當前面臨的投資過熱及結構失衡問題，也不能減少順差，相反加快升值會促進投機性的美元流入，擴大順差。更重要的是大幅升值的機會還沒有到來，在工業化未基本完成特別是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還未完成時采取逐步升值或快速升值的政策將增加宏觀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且阻礙產業競爭力的形成。要緩解外部人民幣升值壓力，對外要傳遞這樣的一個堅定的信息：人民幣在現階段缺乏大幅升值的基礎，升值不僅將可能對中國經濟造成巨大的傷害，而且不能解決順差擴大問題，保持較長時間

人民幣匯率穩定是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前提之一。

　　三是調整利用外資政策。加快轉變引資觀念，逐步減弱地方政府的“引資偏好”，淡化對引資的數量考核指標，促進引資從行政引資、追求外資規模，向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引資轉變。盡快取消外資在各地享受的各種“超國民待遇”，統一內外資政策，加快形成內外資企業政策一致、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對外資的政策優惠要與產業政策緊密結合，應把實行普遍優惠轉變為實行差異優惠，制定和實施優惠政策的權限應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鼓勵引入技術輻射能力強、吸收就業能力強、資源節約型的外資企業，鼓勵外資投向農業、高技術產業、基礎設施、環保和服務業等產業，引導外資投向中西部地區。

　　（四）采取雙向貨幣收縮政策

　　一方面，可繼續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比率及加大公開市場操作來收縮貨幣供給量；另一方面，針對當前利率仍然偏低的情況，繼續提高利率水平，抑制貨幣需求。而且利率調整要體現兩方面的政策意圖：一是引導投資結構繼續優化，對房地產這一存在明顯暴利的部門要更大幅度地提高貸款利率，而且嚴格貸款條件；二是利用當前有利時機，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在金融改革上應“重利率市場化而輕匯率市場化”。

　　(五)加快資源性產品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的改革力度

　　人為壓低生產投資成本的國家發展戰略，盡管可以在特定歷史時期迅速把國內產品推向國際市場，但是，當匯率升值壓力增大，貿易順差過大明顯增加流動性過剩的風險時，“兩害相權取其輕”，主動提高資源性產品和要素價格不失為上策。在我國商品成本逐步反映其實際成本后，再加快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波動幅度，屆時，由于產品實際成本的適度上升，相應的升值壓力會減輕，最后人民幣升值的實際空間也較有限。

　　課題主持人兼本報告執筆人：王小廣

　　課題組成員：樊彩耀、李軍杰、易強

　　（本報告不代表所在機構的觀點，僅為課題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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