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法學碩士，副編審，供職于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社，本報特約供稿人。主要從事中國改革與社會轉型研究，出版著作三部，發表時政、財經和社會評論數百篇。柳拯：經濟學博士，新疆民政廳副廳長，曾任民政部人事教育司教育科技處處長、最低生活保障司農村處處長。主要研究方向為勞動就業與社會保障。□ 主持人：鄒民生 樂嘉春

　　中國正面臨世界上最大的就業問題

　　主持人：剛剛閉幕的全國兩會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政府對民生問題極大關注。就業乃民生之本。就業問題不僅事關千千萬萬個家庭，而且也與下一步

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與政府職能轉變有密切關系。這里，首先想問兩位的是，目前中國的就業形勢到底有多嚴峻？就業問題會有怎樣的變化？

　　鄧聿文：說起就業形勢，讓我想起國情問題專家、清華大學教授胡

鞍鋼講過的一句。他說，“中國正面臨世界上最大的就業戰爭”。把就業視作一場戰爭，當然不只是一個簡單的比喻，而是有事實依據的。據他計算，中國以世界上9.6％的自然資源，9.4％的資本資源，1.85％的知識技術資源，以及1.83％的國際資源等，來為占世界人口26％的勞動力創造就業機會。

　　換句話說，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要像中國這樣提供7億多個工作崗位，整個西方發達國家才不過提供4.3億。因此，說中國正面臨世界上最大的就業戰爭是一點也不為過的。至少在未來10年，中國的人口還呈增加的趨勢，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將長期存在。

　　具體來說，目前中國的就業形勢，一是勞動力供求總量矛盾突出。據統計，未來5年，全國將新增城鎮就業人口5000萬人。其中，農村轉移勞動力每年將達800-1000萬人，城鎮下崗職工還有400萬人需要再就業，大學畢業生人數也將保持在一個較大的數目，勞動力總量將達到8.3億人，但勞動力就業需求崗位只能新增4000萬個，勞動力供求缺口在1000萬個左右。二是勞動力結構性矛盾突出。一些傳統行業出現大批下崗失業人員，而一些新興的產業、行業和技術職業需要的素質較高的人員又供不應求，勞動者的職業能力和素質亟待提高。

　　就今年來看，下崗人員的數量雖然會有所下降，但就業總量壓力持續不減。今年城鎮需要就業的人口將超過2500萬人，而新增就業崗位加上自然減員也只有1000萬個，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500萬個以上。特別是部分地區、行業和群體再就業難的問題更為突出，形勢是不容樂觀的。

　　柳拯：這里，我再補充一個大家有點困惑的失業率問題，中國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去年是4.7%，這幾年都在4.5%左右徘徊。但如果加上進城找工作的農民工，以及各種隱形失業，那么失業率顯然要超過兩位數。

　　在關注中國的就業問題時，除了工人和農民工的就業問題外，我認為，大學生的就業問題也應該引起社會的高度重視。目前出現了所謂“2030現象”，也就是20歲到30歲之間的人面臨的就業難題。根據教育部的統計，去年有100多萬畢業的大學生沒找到工作。本來，高等院校擴招是想舒緩這種局面，未曾想反令新失業現象出現了學歷高的特色。

　　對中國來說，解決就業問題的困難還在于，目前我們正面臨保持經濟增長和實現充分就業這兩大基本目標的取舍矛盾。一方面，用犧牲效率和效益來擴大就業機會，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將要冒喪失國家競爭力的風險；另一方面，在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和經濟日益重工業化的情況下，追求經濟增長的效率和效益又會使更多的人走入失業行列，這在收入分配逐漸拉大的當下，要充分考慮被淘汰勞動者的承受力。

　　近年來，我國的就業彈性系數處于下降狀態。“九五”時期平均就業彈性系數為0.13，即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可帶動就業增長0.13個百分點。到“十五”時期，平均就業彈性系數則下降到0.11。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帶動的就業增加量，由“九五”時期的94萬人，減少到“十五”時期的80萬人。其中，2005年就業彈性系數僅為0.08，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帶動的就業增加量只有63萬人。這也是目前勞動力供求矛盾突出的一個因素。

　　可以說，在整個“十一五”及以后的若干年，中國將進入嚴酷的高失業和就業結構大調整時期，這是一個已經超越了經濟范疇的嚴峻挑戰，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面臨著像中國這樣的就業挑戰。值得嚴重關注和謹慎對待。

　　多種內外因素導致中國就業問題復雜尖銳

　　主持人：顯然，中國嚴峻的就業形勢不是一時造成的。這里想問的是，其成因有什么特點，并應該引起我們在治理的時候，需要以怎樣的智慧來小心應對呢？

　　鄧聿文：中國的就業問題首先是經濟轉型的結果。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要提高經濟效益，就需減人增效。而中國空前規模的產業結構調整又是一個資本排斥勞動力的過程。一方面，在那些新興產業、采用新技術的領域里，不斷創造新的工作崗位；另一方面，在采用舊技術的傳統產業領域里，不斷摧毀大量舊的工作崗位。當摧毀舊工作崗位的規模和速度遠遠超過創造新工作崗位的規模和速度時，就引發了大規模的失業問題。

　　與此同時，就業問題與勞動市場的分割也密切相關。目前的勞動市場不僅城鄉之間是分割的，城市內部本地人口和外來人口之間也是分割的。由于市場的分割和工資的差異，勞動力流動的積極效應受到很大抑制，既沒有全面和真正推進城市化的進程，改變進城人口的生活方式，提高他們的消費水平，也影響了當地競爭力的提高。因為當地人口的高工資和高福利并未受到外來人口的競爭威脅，不利于當地工資成本的降低。

　　此外，經濟全球化對目前中國的就業問題也有一定影響。全球性的結構調整就是就業創造與就業摧毀并存的過程。雖然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可以促使外國投資和出口成長，但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也將面對嚴酷的競爭，進口增加的同時，工作機會的喪失亦會不斷增加。所以，聯合國呼吁，中國在入世后面臨國外競爭之際，要致力協助數以百萬計的失業者尋找新的工作。

　　柳拯：對失業原因，聿文說得很詳細了。我想強調兩點，一是失業問題還會受宏觀經濟周期的影響。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宏觀經濟不景氣，內需不足，工人大量下崗，這是和宏觀經濟周期相關的，也是一種很正常現象；二是勞動力市場發育不夠。過去按計劃來配置勞動力資源，現在轉到由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在轉軌過程中，計劃不起作用了，市場又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于是造成工人失業。這也是造成就業形勢復雜的特殊歷史原因。

　　不過，話應該這樣說，就業問題在任何國家都存在，并不是說哪個國家人口多、勞動力多就有這個問題。之所以講中國目前的就業問題是世界上最復雜的，是因為無論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還是轉型國家，他們所有的失業問題都可以在中國找到。在這些國家，雖然各自產生失業的原因是不盡相同的，解決就業的政策方案也千差萬別，但中國卻恰恰把產生就業問題的各種原因都占了，而且其復雜程度都遠遠超過其他國家。

　　促進就業是政府最重要的責任

　　主持人：既然就業問題如此復雜，那么，失業會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哪些不利影響？政府又應該負起怎樣的責任？社會各方又該有怎樣的作為呢？

　　柳拯：很顯然，不能充分就業，會造成人力資源損失。人力資源是中國的比較優勢所在，沒有把它加以充分的利用，這是一種資源的浪費。改革開放到現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有各種各樣因素，其中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條件，就是整個人口年齡結構，正好是勞動力比例最高的時候，用人口學的指標，就是勞動力人口占整個人口比例最高的時候。

　　勞動力人口比例高，一是說明勞動力供給充足，經濟增長不會因為勞動力供給而受到制約，同時，勞動力供給充足意味著勞動力便宜，這樣可以發揮勞動力的優勢，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二是說明這個人口結構是生產性的，而不是消費性的，整個人口負擔是輕的，那么生產過程中的剩余就可以積累，好的人口結構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可能性，實現很高的積累率。

　　從好的年齡結構來看，我們獲得了人口紅利這個優越的條件。但是如果現在有很多人失業，就意味著沒有把可以得到的紅利充分加以利用，意味著放棄人口紅利，放棄自己的經濟增長源泉，從而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而失業對個人而言，是人力資本的浪費和收入的減少；對國家而言，是實際GDP的減少。所以，即使從純經濟的角度看，就業對于維持經濟增長也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我們注意到，前不久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審議了就業促進法草案。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指出，要實施有利于促進就業的財政、稅收和金融政策，積極支持自主創業和自謀職業。從你們的觀察看，政府在解決就業問題上應該起一個什么樣的作用呢？

　　鄧聿文：面對到處找事做的下崗工人、失地農民以及剛畢業的學生，我認為，僅靠一般調控措施已無濟于事，必須根據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對國民經濟發展戰略作出重大調整，用新的思路和辦法解決我國的就業問題。至少在“十一五”及以后的若干年內，國家政策選擇應以就業作為中國社會經濟運行和發展的優先目標，而不能將就業作為改革的配套措施。

　　特別是在當前，整個社會的發展戰略應該由追求速度轉向以創造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增長。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又好又快”的發展要求，在我看來，所謂的“好”，就應該是充分的就業。事實上，在勞動者沒有充分就業的條件下，增加就業本身就是發展。所以，如果說發展是硬道理，那么就業就是硬道理中最硬的道理。

　　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參照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一些經驗。這些國家在選擇了就業優先的政策目標之后，都結合自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實際，改變了過去單純靠現金補助失業者的辦法，而選擇了事前防止失業和促進就業的積極的勞動力政策。

　　比如瑞典，其就業策略是“每個人就業”或“充分就業”，這是過去40年來瑞典始終作為社會福利國家的原則之一。瑞典設立了國家就業委員會并在全國設有360家就業辦公室、60家特殊的就業服務機構和90家職業能力測試所。就業辦公室主要功能是職業咨詢和安置指導。瑞典把GDP的0.9%用于消極的措施上，而把GDP的1.7%投入于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措施上。這使得瑞典在1945-1991年間，所見到的最高失業率只有3.5%，其中20世紀70年代失業率一直處于1.5-2.7%間，20世紀80年代的平均失業率僅為2.5%。同時通過建立就業保障法，禁止不公平解雇來保護雇員。

　　柳拯：我贊同鄧聿文的看法。就業問題的解決，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不可能一蹴而就，畢其功于一役。必須分別輕重緩急，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但是，在指導思想上，我認為，相比經濟增長，政府在社會就業中負有更為重要的責任。這種責任是：政府要在公平與效率、經濟增長與就業當中做出就業優先的戰略選擇并做出努力實現充分就業目標的承諾，即把就業優先作為一項基本國策。

　　它包括：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力爭社會的低失業率，促進充分就業的實現；構筑統一、高效的勞動力市場，對所有的求職者平等地提供包括職業介紹、技能培訓等在內的必要的服務；采取一系列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調節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在就業服務過程中扶助勞動力市場上條件較差的社會成員就業，消除性別、年齡、殘疾上的歧視；通過立法和監督，維護就業競爭的公平性，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通過與社會保障制度的協調保證失業的社會成員的生活；運用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促進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

　　總之，就業是每個勞動者的基本權利，也是他們獲得尊嚴和福利的基本方式。所以，讓每一個有能力的勞動者都能就業，這是政府的職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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