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每年的政府采購規模都超過3000億元，其中約5/6的份額屬于地方政府采購。按此規模計算，如果各地政府的采購節約率能夠提高一個百分點，那么全國就可以節約資金約30億元。然而，變了味的政府采購已經遠離了節約和反腐的初衷。在一些地方，明明是1100元能買到的打印機，一經政府采購就成了1500元，而且還無還價余地。

　　政府采購中喜歡買貴的已經成了一種公害。據媒體報道，某地政府采購臺式電腦，每臺價格的預算竟達到2．5萬元。政府采購本來是要“分散腐敗”、避免腐敗，卻演變成了“集中腐敗”。鑒于政府采購問題的嚴重性和普遍性，溫家寶總理日前在國務院第五次廉政工作會議上，把政府采購列入“商業賄賂比較嚴重”的領域，要求重點查辦相關案件。

　　政府采購為何變味了呢？人作為一個經濟體，具有天然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沖動。在政府采購過程中，負責采購的官員與供應商之間存在著一個隱性的共同利益聯結點：供應商想讓產品賣出更好的價錢，負責采購的官員想通過對所購商品加價獲取更多的回扣，兩者在拉高所采購產品的價格方面存在著潛在的一致性。倘若監督不到位，政府采購過程不透明，負責采購的官員與供應商為了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很容易“合謀”達成一個對雙方具有約束力的私下協議，共同干損公肥私的勾當。

　　除了收益，決定腐敗行為能否付諸實施的還有成本因素。從所付出成本的角度來看，負責采購的政府官員通過抬高產品價格所增加的相關成本，是完全由納稅人承擔的，其本人并不需要為自己的謀私行為付出成本。對供應商來說，與采購官員合謀達成協議，自身利益不僅不容易受損，不必承擔額外成本，還有許多“意外”收益。比如，在與腐敗官員合謀的情況下，拖欠貨款的情況一般不會發生；一旦官商勾結的腐敗鏈條形成，由于供應商掌握著采購官員腐敗的證據，采購官員不敢輕易“移情別戀”轉而購買其他供應商的產品。

　　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政府采購中所存在的潛在腐敗沖動是比較強烈的，必須從制度設計上加強對被采購官員的監督和處罰力度，讓其承擔遠高于收益的風險和成本，同時，必須確保政府采購的公開和透明，從制度層面把暗箱操作驅除出去。目前，政府采購者往往同時也扮演者監督的角色，這種自我監督體系的設計不僅無法預防腐敗，還由于消除了官員的后顧之憂而讓其更加肆無忌憚。還有一種監督是圈內監督，即虛設一個由本系統擔任的監督環節，這種監督雖然從表面上看較之上一種監督機制更進一步，但同樣擺脫不了自我監督的烙印。

　　因此，必須使監管與采購成為完全的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這需要建立起一種超越圈內監督的更為有效的監督機制。這一監督機制必須利用起民眾的監督力量，即通過對政府采購透明度的提升，將監督的力量擴大到整個民眾層面。事實證明，無論在哪個國家，這種監督機制都是非常有效的，它可以最大限度地遏止政府采購中的尋租行為，降低采購成本，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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