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數實際執行時間 準備金水平

　　1 1984 年 企業存款 20％，儲蓄存款 40％，農村存款 25％

　　2 1985年 1 月 三者統一為 10％

　　3 1987年 10 月上調到 12％

　　4 1988年 9 月 進一步上調到 13％

　　5 1998年 3 月 由 13％下調至 8％

　　6 1999年 11 月由 8％下調至6％

　　7 2003年 9 月 由 6％上調至7％

　　8 2004年 4 月 執行差別存款準備金；普通金融機構由 7％上調至7．5％

　　9 2006年 7 月 由 7．5％上調至 8％

　　102006年 8 月 由 8％上調至8．5％

　　112006年 11 月由 8．5％上調至 9％

　　122007年 1 月 由 9％上調至9．5％

　　132007年 2月 由 9．5％上調至10％

　　本報記者 黃憲奇整理

　　我國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建立以來的變動歷史

　　本報記者 黃憲奇

　　盡管提高準備金率被認為是目前抑制流動性過剩的最重要手段，但這也面臨“度”的問題。

　　在日前舉行的“漢青高級經濟與金融研究院揭牌典禮”上，中外學者紛紛建言，要采取多種手段應對流動性過剩。在他們看來，為這些資金尋找好的去處至關重要。

　　準備金率上調仍有空間

　　興業銀行的魯政委認為，從縱向歷史角度來看，自1984年我國建立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以來，累計進行了13次調整準備金率，其中（相對于上期）下調的只有3次，剩余的10次全部為上調。歷史上的最高水平曾超過20%（1984年）；即使是進入上個世紀90年代后，我國也曾在相當長時期內（1998年3月之前）執行13%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如果以13%為我國可接受的上限，以每次上調0.5%來推算，人民銀行至少還有6次上調的可能空間。

　　從橫向角度來看，我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似乎也有繼續上調的空間。盡管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水平相對較高。但如果進一步觀察新興工業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我國當前的準備金率水平似乎還處于合理區間。即使以臺灣、馬來西亞、捷克等12%左右的水平為參照，我國當前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也仍有繼續上調空間。

　　從經濟狀況的相似性來看，韓國在面臨流動性過剩時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可能值得特別關注。韓國1971年以來的23次準備金率上調中，其中為應付流動性擴張而進行的上調有10次，所達到的最高水平為1978年的活期存款準備金率27%，定期和儲蓄存款為20%。據此進行保守估計，當時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總體平均水平至少在22%左右。

　　與會專家認為，外匯占款快速增長還要持續一段時間。由于存款準備金率連續提高有效緩解了央行貨幣沖銷壓力，因而基于其有效性的考慮，未來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仍會繼續上調。

　　負面影響不容忽視

　　眾所周知，準備金率的持續上調將降低貨幣乘數，進而弱化金融體系的貨幣創造能力。此外，作為猛烈的貨幣調控政策，一旦其上調幅度達到臨界點，再上調的話，對經濟增長的負面作用將明顯增加。

　　北京工商大學的高揚博士認為，貨幣供給總量擴張雖會使通脹壓力加大，但還未成為現實的通貨膨脹。因此，控制總量應是預防性措施，力度不可過大，否則可能會引起“超調”。況且，貨幣政策效果存在時滯，需要一定的觀察期，不可因短期效果不明顯而繼續加碼。

　　根據高揚的研究，準備金率持續上調雖然能夠抑制信貸總量擴張，但也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而且其應對結構性風險也無能為力。主要根源在于，第一，貸款銀行主要集中在國有商業銀行；第二，資金流向多為地方政府市政建設項目以及由政府擔保的項目，民營企業相對較少；第三，資金的地域流向多為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三個區域。

　　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政策屬于“一刀切”政策，不存在信貸擴張問題的銀行也要受到“連累”，不得不緊縮并不過剩的流動性，這將影響其經營狀況。由于信貸擴張主要集中在幾家資本充足率相對較高的國有銀行，這種干預政策也會遇到“效率”與“公平”之間的沖突。

　　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在貨幣供給總量上能夠產生相當大的影響，但在調節結構性問題、降低信貸風險上的力量很微弱。高揚認為，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政策雖可抑制信貸總量擴張，但與此同時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不能解決結構性風險等問題，也必須予以重視。

　　抑制流動性過剩需多管齊下

　　在本次會議上，央行副行長吳曉靈表示，中國使用準備金率還有一定空間，但肯定不能一直這么用下去，經濟的問題要靠經濟辦法來解決，金融只是第二性的。吳曉靈的講話無疑點出了未來中國應對流動性過剩的主要政策導向。

　　針對這一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陳雨露表示，目前可行的方式是對貨幣投放，特別是銀行的信貸投放采取總量控制。另外，建立有效的投資渠道來消化流動性過剩。這主要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產業結構調整，建立新的經濟增長點，比如新能源、新農村建設；二是加深金融市場的廣度，特別是加快債券市場的發展。

　　對于中國對外經濟的失衡，陳雨露認為，需要解決我國企業走出去問題，并想盡一切辦法控制短期資金流入。

　　“人民幣進一步升值是可選擇的手段之一。”高揚表示，從國際收支來看，貿易順差仍呈持續擴大勢頭。這表明進出口部門對匯率變動還不夠敏感，小幅度匯率變化尚不能引起國際收支的顯著改變。這意味著

人民幣升值還有相當空間，進出口部門的承受能力還相對較強。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認為，過去中國采取的是鼓勵外資流入的政策，稅收方面一直采取優惠待遇，這是不合理的，應予以取消。“過去一段時間里，中國已對短期資金的流入給予了限制，我認為應該繼續限制，無論是外來的壓力有多大。”

　　提高國內消費水平也被認為是緩解國內流動性過剩的重要手段。很多業內人士認為，由于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導致居民對未來某些開支的不確定

性感到擔心。這種顧慮使得即期消費延長成為了遠期消費，儲蓄率因此居高不下。許多專家提出，要積極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逐步提高社會保障標準，從根本上提高消費水平。

　　近期有關成立外匯

資產管理公司來抑制外匯占款過快增長的提議被炒得沸沸揚揚。支持這一觀點的人士認為，這將有助于斬斷外匯輸入與貨幣增發之間的必然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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