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遠 甘瑛

　　很長時間以來，投資者一直以為美國的“安然”、“世通等證券欺詐案件不過是另一個市場中發生的類似”銀廣夏“和”德隆“的故事，并時常將其視為美國證券市場監管無效的例證。現在看來，這種理解過于簡單化。

　　雖然五六年過去了，但與安然和世通相關的刑事、民事訴訟還在繼續，判決結果的報道仍不時見諸報端（涉及安然的整個訴訟請求超過了400億美元，在安然和世通案中，獨立董事還破天荒地自掏腰包賠了3100萬美元）。安然和世通對美國社會的影響遠遠超出了想象。

　　安然等直接催生了《薩班斯法案》，并大大強化了執法。盡管《薩班斯法案》在華爾街受到了一些責難，但廢除該法案所確立的基本制度至少在目前看來還是不可能的。人們越來越相信，《薩班斯法案》在抑制證券欺詐方面具有明顯的不可替代的優勢，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證券欺詐集團訴訟案件的下降趨勢上。

　　對這個問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前委員、斯坦福大學洛克公司治理中心聯席主管Grundfest教授2007年2月7日在《華爾街日報》撰文進行了分析：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過多的集團訴訟給美國證券市場的發展造成了不利影響。對此，美國國會于1995年通過了《證券私人民事訴訟改革法案》，提高了起訴的標準并在程序方面增加新的要求，但效果并不明顯。而2006年在各種訴訟大行其道，關于證券欺詐的集團訴訟卻顯著下降。Grundfest教授認為，這正是《薩班斯法案》遏制欺詐的具體體現。

　　現在，SEC和司法部要求有證券欺詐重大嫌疑的公司必須先進行自查，在公司內部找出罪魁禍首和有關責任人，并且要配合司法部的調查和起訴工作。這種執法手段在實踐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特別是公司危機暴發有關人士被迫辭職后，新上任者自然不愿替他人背黑鍋，很容易敲定罪魁禍首和有關責任人。

　　《薩班斯法案》的影響不僅限于美國國內，也推動了一些歐洲國家證券監管體制的變革。《薩班斯法案》預防和懲處并重，大大提高了證券欺詐的違規成本。違規成本至少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文化法律責任的輕重；二是執法和司法為落實法律責任所提供之保障的大小。兩者缺一不可，相輔相成。否則，即使法律責任規定得苛刻至十倍，如果多數人并沒有因其違規行為受到相應處罰，那么仍很難說違規成本有多高。而由于傳統和制度因素，我們現在面臨的主要問題恰恰是后者。

　　（張明遠系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甘瑛系華東政法學院副教授。文中源自Grundfest教授文章的內容，已得到作者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