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經意間，徐女士的這個案件在證券民事賠償訴訟案件中產生了幾個第一：《1.9規定》公布后第一個起訴并為法院受理的證券民事賠償案件，第一個以財政部行政處罰決定為前置條件文件起訴的案件，第一個涉及B股及B股投資者的證券民事賠償案件。同時，這也是中國證券民事賠償訴訟中，第一個以境外機構為被告的證券民事賠償案件，其中涉及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畢馬威（KPMG）的兩個分支機構，所以也是中國證券市場投資者狀告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第一個案件。正因為如此，辦完這個案子，我有許多感受。

　　在這個案件的受理時還曾出現過管轄法院的爭議。因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可以受理

證券民事賠償案件的法院是省、直轄市、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計劃單列市和經濟特區中級人民法院，這樣，有可能在有的省、自治區內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管轄法院，而一個直轄市中往往有幾個中級人民法院。投資者起訴應首先搞清楚可以在哪里起訴。若一個省、自治區內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管轄法院的話，一般必須通過省、自治區高級法院下文劃分管轄范圍，所以，錦州港案最后根據遼寧高院的規定，由沈陽中院管轄，這是一段插曲。

　　北京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與香港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分別是錦港B股發行上市的境內、境外會計師事務所及年度報告

審計機構，系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KPMG）在北京與香港的分支機構。在徐女士訴錦州港案中，這兩個會計師事務所被列為共同被告。

　　同期，在大洋彼岸，畢馬威也正因審計責任被提起民事訴訟。據當時的媒體報道，因施樂公司假賬事件牽連，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正在紐約的聯邦地區法院對為施樂公司審計的畢馬威提起民事訴訟。

　　遞交訴狀后不久，我專門根據該案的情況，向沈陽中院提交了《律師意見》。在《律師意見》中提出，應區分會計責任與審計責任問題，上市公司應承擔涉及會計責任的無過錯責任、高管人員及主承銷商、上市推薦人應承擔涉及會計責任的連帶過錯推定責任、審計機構應在其負責的部分承擔涉及審計責任的連帶過錯推定責任。

　　同時，鑒于審計報告的形成是按照審計工作底稿進行的，而在注冊會計師行業中審計工作底稿往往是用鉛筆書寫和以活頁方式存檔，容易被修改或被增減。在美國，曾與畢馬威齊名的國際會計師行之一的安達信在安然公司案中就發生銷毀工作底稿的事件，故在錦州港案中，我請求沈陽中院對畢馬威為錦州港出具審計報告時所依據的相關審計工作底稿實施證據保全。

　　另外，鑒于確定注冊會計師的審計責任的復雜性、鑒定工作底稿的專業性和跨國機構所具有的公關能力，為公正和負責起見，我向沈陽中院申請進行

司法鑒定，以確定畢馬威的審計責任。司法鑒定時，建議鑒定機構可以邀請或委托相關政府部門、具有權威性的行業協會及有關專家學者參加。現在看來，還應該邀請被鑒定單位的市場競爭者參加。事實上，這一做法目前是已為市場所認同的、行之有效的制約措施了。此外，還應當允許原被告雙方提供專家證人發表專業意見，也允許原被告雙方當庭對司法鑒定的結論對鑒定人進行質證。

　　筆者還以為，在明確各類責任主體的會計責任或審計責任時，審計機構的賠付責任應當是部分共同責任。考慮到審計責任只是會計責任的補充，會計責任是先手，審計責任是后手，后手不能代替先手的事實，應當明確規定起訴審計機構的，必須連帶起訴上市公司等法定信息披露機構，防止會計責任被轉嫁審計責任中。但同時，如果審計機構參與具體造假行為的，審計機構則應當和上市公司一起承擔造假的會計責任，這個時候的責任則是共同連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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