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中國經濟史學者自從近代企業在中國產生以來，企業家階層就在政治上是非常軟弱的。他們曾經長期被譏諷為兩面派，如果把這種兩面性理解為對革命事業的不忠誠，那肯定是他們所不能接受的。因為對他們而言，革命事業所指向的前景并不是他們希望擁有的，無論是三民主義，或者社會主義。所以在被徹底改造以前，他們在革命的中國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而他們對于革命事業無所謂忠誠的問題。他們用“在商言商”來保護自己，假裝革命是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情。如同盜鈴之晉人，但“鐘況然有音”，“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彪m“悖”，卻無所謂忠誠不忠誠。但是，如果把這種兩面性理解為企業家對他們自己所希望的未來社會既沒有明確的目標，也缺乏堅定的態度，則大致是恰當的。他們深刻地感覺到企業在中國存在的正當性不夠，但作為一個階層，他們并沒有為自己的正當性做出多少努力。對當時大多數企業家來說，他們只是順著潮流混日子，即便是發財致富了，也只不過是把日子混闊罷了，財富對于他們的人生成就沒有什么意義。因為無法擺脫社會的指責，乃至蔑視，他們只能錦衣夜行。就此而言，他們是一個懶惰的、投機的階層，是一個沒有自主意識的階層。

　　企業原本是社會契約論的產物，是以自由的人自愿簽訂契約為前提的。在這個前提之下，企業家的成就自然可以視為個人能力、勇氣的象征，可以證明自己的人生價值，成為人們羨慕、崇拜的對象。龐大的企業、巨額的財富就是他們的豐碑。正是有這樣的自信，洛克菲勒、卡耐基在眾人的指責面前才毫無懼色。但是，在中國歷史上，社會和國家得以成立的前提并不是社會契約，自由的人從沒有出現過。

　　不過，令人驚喜的是，中國近代個別的企業家們也曾經做過值得尊敬的努力。除了本欄以前說過的，以民族主義的方式突圍以外，他們還嘗試過其他的辦法。比如繼承中國的士紳傳統：他們試圖在企業中確立一種類似士紳在鄉村社會中的權威。榮德生自述：“故余以為創辦工業，積德勝于善舉。慈善機關周恤貧困，尚是消極救濟，不如積極辦廠興業。一人進廠，則舉家可無凍餒；一地有廠，則各業皆興旺”。盧作孚在企業中建立了強大的訓練和教育制度，成功地造就了一個守紀律、敢負責、敬業樂群的團體。為了企業的合法性，企業家放棄了把企業視為自己個人成就的觀念，而且主動擔當教育和引導民眾的職責。他們的企業就成為在內患外侮打擊下的近代中國實現自我整合的一個一個強有力的堡壘。雖然他們的努力最終沒有強大到足以建立他們所希望的社會和國家，但是他們的努力成為中國企業家確立自己正當性的最有價值的資源。

　　改革開放以后，新的企業家出現了。但是他們與中國近代的企業家所面臨的境況大大不同了。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人們不再相信任何烏托邦，道德也只具有工具性的意義。這不僅是一個新生的開始，而且也是一個瓦解的過程。人們開始徹底地為自己打算，企業家們就是走在最前頭的人。自由的人可以自利，但僅僅自利的人絕不是自由的人。因為自利的人絕不以為損害別人的利益是不道德的。新的企業家或許勇敢，或許節儉，或許精明，他們為中國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是，他們依然無法因為自己的財富而自豪。人們羨慕他們的財富，恐懼他們的勢力，但絕不敬仰他們的成就。在他們財富的背后，常常是經不得認真檢視的灰色。也正因此，浮華世家內里的齷齪是街談巷議樂此不疲的談資。他們自己也不敢回首，甚至不敢面對自己的財富。他們的經濟成就還不能成為自由的堅強基礎。對他們而言，或許是對整個中國而言，這已經是一個迫切的難題。

　　新的企業家們為在傳統價值被顛覆的年代鉆政策空子起家發達的過程找到的最強有力的正當性根據就是：這是一個痛苦的、但必須的過程，是中國必須付出的代價。或許這是對的，對于處境艱難的中國人來說，沒有什么輕松的道路可走。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只要沒有自由相伴，人們就有理由把自己的痛苦歸罪于別人的作惡。這時候反抗就不僅僅是利益的博弈，而是隱含著償還的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