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儲蓄率的部門結構（1992~2003年）
政府存款占比及政府存款與全部存款增速（1997~2006年）———降低政府儲蓄率、改革外匯儲備管理體制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 李揚 殷劍峰 劉煜輝
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描述近期中國經濟和金融運行格局的基本特點，那么，“流動性過剩”肯定會成為首選。為了應對流動性過剩造成的貸款投放、投資加快以及資產價格上漲的壓力，在發行央行票據的效力遞減而其負面效果日趨顯現的情況下，自去年以來，人民銀行已連續四次上調了法定準備金率。
應該看到，就收緊流動性的效果看，調整準備金這一“量”的政策確實比調整利率這一“價”的政策更為直接。在“量”的政策武器庫中，就調控成本而論，準備金政策顯然要比發行央行票據低廉得多。然而，持續上調準備金率不僅給未來的準備金體制改革乃至整個利率體系和銀行業改革會造成障礙，更重要的是，它似乎并沒有觸及形成當前流動性過剩的兩個源泉———國內的高儲蓄率和既定外匯儲備管理體制下國際收支順差與國內基礎貨幣發行之間的一一對應關系。因而，也就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由此導致的貸款、投資猛增和資產價格泡沫的膨脹問題。
為了從根源上解決當前的流動性過剩問題，我們不能夠再只是依靠發行央行票據、上調準備金率這種“抽水機”式的政策手段，而是要從制度層面上尋求解決問題的方略，去“擰緊水龍頭”。對此，治本之策在于尋找作為流動性過剩之基礎的儲蓄過多的原因，并據此采取應對之策；就治標而論，就是在儲蓄率過高的局面未能根本改變之前，通過改革我國的外匯儲備管理體制，隔斷外匯儲備與貨幣供應的直接對應聯系，弱化流動性過剩的風險。
流動性過剩的內部根源：政府部門儲蓄推動了高儲蓄率
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儲蓄率高啟并呈不斷上升之勢，這已成為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的一個突出現象。我們曾經從人口結構變化、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改革的綜合角度解釋過這一現象。中國儲蓄率高企，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個必然且具有合理性的經濟現象，因此，簡單依靠政府各項政策對之進行調整，其效果是有限的。這一研究仍然有意義。但是，由于定位在總儲蓄的宏觀水平上，它并沒有告訴我們：在國民經濟中，究竟是哪個部門在進行儲蓄以及儲蓄的動機是什么。因而，依據它還較難提出更有針對性和操作性的政策建議。本文的分析將彌補這一缺陷。
利用1992～2003年的資金流量表，我們可以分解出我國居民、企業和政府部門的儲蓄率變化（見圖1）。由圖可見，1992～2003年，特別是2000年以來，中國國民儲蓄率的上升主要歸于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儲蓄率的上升，而居民儲蓄率則是相對下降的。由于目前還得不到2004年以來資金流量的全部數據，我們不能確切地判斷國民儲蓄的這部門結構特點在此期間是否延續。然而，鑒于近年來居民存款增長率漸趨下降、政府部門存款增長率迅速上升、而企業存款增長率穩步增長的態勢（見圖2），鑒于各部門存款增長率同其儲蓄率存在著密切的正相關關系，我們可以有較大把握地推斷：我國儲蓄率的上述部門結構依然保持著。
通過對資金流量表的分析，我們能夠發現產生上述趨勢的原因。具體而言：
第一，居民部門儲蓄率呈長期穩步下降趨勢。1992年，居民儲蓄率約為22.6%，到2003年則降到了18.1%。從統計數據上說，居民部門的儲蓄率等于兩個因素的乘積：居民部門的儲蓄傾向（居民部門的儲蓄與可支配收入之比）、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其中，前一因素反映了居民部門的儲蓄/消費決策，后一因素則反映了居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資金流量表的數據顯示：我國居民儲蓄率的下降，既歸因于其儲蓄傾向下降，也歸因于其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下降。
從影響程度來看，后者構成其主要原因。居民儲蓄傾向下降，反映出國家持續推行的增加國內消費的基本戰略已經在居民部門取得明顯效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環節中持續下降，主要由勞動報酬和財產收入比重的雙下降所致。其中，居民勞動報酬的相對減少，主要在于企業部門支付的勞動報酬相對下降；而居民財產收入的減少，則反映了居民投資領域狹窄和投資收益因流動性過剩而下降的事實。值得注意的是，從部門間的聯系來考察，居民部門財產收入的下降和從企業獲得的勞動報酬的相對減少，表明居民收入中的一個不可忽略的部分被轉移為企業部門的利潤和政府的收入了。
第二，企業部門儲蓄率總體是上升的。相對于初次分配的結果來看，經過各類稅收和繳費調整之后的企業再分配收入總體上低于其初次分配的水平。但無論是初次分配占比還是經再分配調整之后的可支配收入占比，都在穩定中呈微升之勢。值得注意的是：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企業部門的儲蓄率是相對較高的。由于企業部門的儲蓄是其扣除各種成本支出和稅費支出后的保留收入，企業部門的高儲蓄率反映了該部門利潤率較高的事實。然而，從總體上看，我國企業的高利潤率似乎并非源于來自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是同居民部門貢獻的廉價勞動力和金融部門提供的廉價資本密切相關。
我們注意到：相對于國民可支配收入而言，從1992年至2003年，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幾乎沒有發生變化。同時，企業部門支付的各種稅費還在不斷上升。既然收入沒有變化，其支出的主要方面（稅費）卻在不斷增加。因此，企業利潤的增加就只能來自于其支付的勞動報酬和利息費用的減少。這種情況，首先與居民得自勞動報酬的相對下降互為表里，其次與上個世紀末期以來我國資金成本一直保持在相對較低水平的事實相互映證。
第三，政府部門的儲蓄率經過了上個世紀的低位徘徊之后，自本世紀初就開始迅速增長。2003年，政府部門的儲蓄率比2000年上升了近3個百分點，而同期國民儲蓄率卻只上升了不到4個百分點。也就是說，2000～2003年，我國增加的國民儲蓄中有近75%來自于政府部門。就政府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而論，無論是在初次分配還是再分配階段，該比例都是上升的。其原因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一，政府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環節中針對生產和流通活動征收的稅費收入（即統計上的“生產稅”）的增加（結合居民和企業部門的收入變化可知，生產稅的增加最終還是來自于居民部門提供的廉價資本和廉價勞動力）；其二，政府在國民收入再分配環節中針對企業和居民征收的所得稅的增加。同時，在所得稅增加的同時，政府的福利支出卻出現了相對下降，從而使得政府部門成為唯一的再分配收入高于其初次分配收入的部門。
這反映出：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便開始的“提高兩個比重”的努力，已經取得了預期的積極成果：隨著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政府收入已經連續數年以遠高于國民經濟增長率的速率在增長。但是，經過再分配調整之后的政府收入占比有了更快速度的上升，說明政府似乎并沒有在利用再分配機制去改善全社會收入分配結構方面發揮積極的正向作用。至于政府儲蓄傾向的不斷提高，無論歸因于其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還是歸因于其資本轉移水平的提高，都說明：近年來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深度和廣度都大大強化了。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資金流量表和在金融機構的存款數據已經反映出政府部門高儲蓄率的事實，但受制于統計方法、范圍和資料的可得性，我們可能遺漏了一部分政府部門的儲蓄。一是一些政府收入沒有被統計進來，如土地出讓金，因而導致對政府儲蓄的低估；二是一些實際上屬于政府部門的儲蓄被算在其他部門的賬目之下，如政府存款被以企業的名義存放在了銀行等。它們在政府統計中難以得到體現。
三點政策建議
上述分析結論告訴我們，如果說當前及今后我國宏觀調控的長期戰略任務之一是降低儲蓄率和提高國內消費率，那么，宏觀調控政策的重點就應放在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方面。
第一，提高居民收入顯然應當成為我國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長期著力點。首先需要做到的是督促企業增加勞動報酬的支付，尤為重要的是完善有關最低工資標準的規定，并嚴格執行之。其次需要完善各種社會保障制度，適度增加社會福利支出。再次是通過積極發展資本市場、發展直接融資，改變銀行間接融資比重過高的狀況，借以為居民獲取存款利息之外的更多的財產收入創造條件。
第二，財政政策應當在今后以提高國內消費率為核心的宏觀調控政策中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財政部門應加速向公共財政轉型。作為這一轉型的重要內容，“減稅增支”應當成為今后一段時期安排財政政策的基礎之一。就減稅而論，降低生產稅的稅率和降低所得稅稅率，應屬題中應有之義。就增支而言，應當大力增加“為全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消費支出和免費或以較低的價格向居民住戶提供的貨物和服務的凈支出”，以期同時實現增加居民部門收入和增加政府部門消費的目標，為提高國內消費率做出積極貢獻。
第三，對于企業部門而言，重要的是要加快向現代企業制度的轉變，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以不斷提高其勞動生產率。在此條件下，企業應逐步提高其對勞動者支付報酬的水平，減少對低勞動力成本的依賴，以應對全球化的嚴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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