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應該考慮先扶持農民組織發展農村合作金融，至少要給農民15年的扶持保護期，在農民合作金融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再引入其他金融形式。”

　　——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獨家訪談

　　證券時報記者鄔敏

　　2007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公開發表《關于積極發展現代農業與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2007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再次聚焦“三農”。

　　2007年的一號文件明確地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要把建設現代農業放在首位，這不僅明確了現代農業建設在新農村建設中的地位，而且對于保持黨的農村政策的連續性，根據發展階段逐步深化農村的改革、明確農村的政策、引導中國的農業農村經濟不斷向前發展具有重大積極作用。

　　“促進以金融合作為

　　核心的農民組織發展”

　　記者：今年一號文件里有三個“繼續高于”，中央明確作出要求：一是今年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要繼續高于去年；二是中央財政對于農業支持增加的資金要繼續高于去年；三是用在農業生產生活方面的直接投入要繼續高于去年。總體來看，中央財政在2006年對農業的投入比2005年增加了422億元，今年的增幅預計也不會小。您怎樣看今年一號文件的這些措施？

　　李昌平：中央的這些措施，是為了解決農村、農業、農民的問題，從出發點來看是好的。但從我們在農村了解的實際情況來看，這是緩解的措施，可能更加重要的是需要從根子上抓，讓農民自己把金融合作組織搞起來。

　　記者：您說的是“資金互助合作組織”吧。我注意到，去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的第25條中提到了“引導農戶發展資金互助組織”，這是1996年以后的10年里，中央第一次在正式文件重提農民的互助組織。當時，一些在農村實踐金融合作社的志愿者感覺到了政策上的支持，雖然暫時沒有看到更多配套細節出臺。

　　李昌平：從臺灣、日本、韓國等地的農村改革實踐經驗來看，鼓勵農民，甚至只允許農民自己的金融機構優先發展，是他們改革成功的關鍵性所在。

　　記者：去年1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議審議通過了《農民專業經濟組織合作法》，該文件因“擔心危及金融安全”、“金融部門有不同意見”、“與相關金融法規相沖突”等原因，最終沒有給農民專業經濟組織合作金融的權利。但到了12月22日，銀監會又高調發布消息，出臺《關于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更好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不僅給農民金融合作權利，還準許私人資本在縣鄉鎮村開辦私人銀行，并且門檻非常低，得到了很多好評。您如何看待這些貌似矛盾的文件。

　　李昌平：這說明在“三農”問題的解決方式上，各方意見有待不斷完善和磨合。其實，給農民金融合作權利，非常關鍵。承認農民的市場主體地位，這是農民的基本權利，他們應該以市場主體的身份參與到競爭中，而市場競爭的有效性，就是基于他們的合作組織的有效性，畢竟，個體的農民的力量是有限的。總體來看，農民的合作組織有很多種形式，但最有效的就是兩種，一是以金融合作為核心的農民組織，一是以土地合作為核心的農民組織。由于土地政策的失誤，發展以土地合作為核心的農民組織越來越難，現在就指望深化農村金融改革，促進以金融合作為核心的農民組織發展。

　　“中央應該考慮先扶持

　　農民組織發展農村合作金融”

　　記者：一號文件出臺以后，我們看到銀監會陸續發布了6項新型農村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行政許可及監管細則：《村鎮銀行管理暫行規定》、《村鎮銀行組建審批工作指引》、《貸款公司管理暫行規定》、《貸款公司組建審批工作指引》、《農村資金互助社管理暫行規定》和《農村資金互助社組建審批工作指引》等，這些文件都旨在為新型農村銀行業金融機構服務“三農”提供制度保障。同時，我們看到一些外資銀行也表示出了參與中國農村經濟的愿望，您怎樣看這種現象？

　　李昌平：我認為，中央應該考慮先扶持農民組織發展農村合作金融，至少要給農民15年的扶持保護期，在農民合作金融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再引入其他金融形式。

　　記者：你是擔心其他的金融形式，因為資本天生的逐利性，不一定能最有效地從根本上幫助解決“三農”問題？

　　李昌平：是的。在上世紀80年代，農村出現了欣欣向榮的發展勢頭，當時，農民不僅在生產環節實現了生產力的釋放，而且，一些農民組織也介入到了農產品加工和流通環節的利潤分配。后來，隨著幾大國有銀行不再“支農”和村鎮企業強制性的私有化改革，與此同時，政府大力扶持“私人龍頭企業”發展，導致了既有農民組織的全面解體，農業和農村經濟全面受控于“私人龍頭企業”，于是，我們看到，8億農民局限在農業生產環節刨食，90年代以來的農民現金收入扣除城市打工收入，幾乎沒有增長。如果這次農村金融改革讓其他的強勢金融組織過早介入農村，不僅會在金融的環節分走一些農民的獲利，還會導致農民發展以金融合作為核心的合作經濟———最后的發展機會散失。如果是這樣，小農全面破產的局面將會很快形成。

　　記者：有專家擔憂，一些故有的通道令農村財政收入凈流出規模很大，如：鄉鎮企業稅收的上升；農村部分不合理的收費和負擔；價格剪刀差；農村信用社和

　　李昌平：解決“三農”問題，必須是實實在在地幫助農民，而不是從其他環節來剝奪農民的利潤空間。現在一些NGO組織，他們在農村的一些做法，就起到了幫助農民增強主體性的作用，雖然資金的量小，但是，效用還是有的。其實，農民自己的合作組織也可以看作是NGO組織。如果中央能在這樣的思路上加大資金的投入，扶持農民發展自己的金融組織，讓農民實現自立自助，建設農業和農村經濟的農民主體性，就能從根子上解決“三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