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趙 蕾

　　近年來的中國政界，有三位女性被稱為“鐵娘子”，除了中紀委前副書記劉麗英、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外，另一個就是中國證監會前副主席史美倫。

　　六年前，史美倫受朱镕基總理之邀，從香港來到內地，出任證監會任副主席，分管發行、上市、基金。史美倫任期跨越朱镕基、溫家寶兩任總理，并得到他們的支持。

　　“鐵娘子”身上曾聚集了若干重要詞匯，如海歸、監管、市場、改革、揭黑等等。

　　史美倫在上一輪牛市的頂峰前到來，在上一輪熊市的谷底前離去，許多人將這一牛熊轉換歸咎于她和她背后的海歸團隊，歸咎于她發起的監管風暴。轉眼兩年過去了，中國股市牛熊轉換。1月22日，上證指數破2900點大關，與之相伴，是年內突破6000點的“語言”和股市泡沫已現的警告。

　　已經置身事外的史美倫如何看待當下的內地股市？那些她在幾年前竭力清除的——大股東占用上市公司資金、圈錢、假賬、做莊，現在是否仍在股市里做怪？

　　2007年1月12日，香港中環招商局大廈，本報記者對史美倫進行了專訪，1月23日，又進行了書面采訪，采訪中，史美倫對內地

　　而值得注意的是，史只對自己熟悉的領域發表意見，對內地資本市場的評論，也點到為止。

　　泡沫總有一天會破的

　　記者(以下簡稱“記”)：現在上證指數已破2900點，你關注這些信息嗎？

　　史美倫(以下簡稱“史”)：從工作層面來說，我對此并不關心。指數總會有上下，別說中國內地是個新興市場，美國那么成熟的市場，2000年時它的科技股泡沫也是很大，當時也有人出來呼吁說是不是有些瘋狂啦、不理性啦。當然，也要考慮到有些投資者是無知的，入市以后可能承受不了風險，將來后果比較嚴重。

　　記：你在任時很關心投資者教育，而現在，很多中小投資者入市，甚至傾注自己的全部，你覺得其中不理性因素有多大？

　　史：現在很多人看到了指數不斷向上，沒想到有下的一天，可能他冒著的風險是他不能承擔的，賺的那幾天當然很好，但(過去)垮了的話，承受不了就去找政府。應該讓投資者知道風險在哪里，誰應該承擔責任，泡沫總有一天會破的，證監會不可能處理那么多的，有些也不該它承擔，這就是投資者教育。

　　記：你說過，評價證監會工作的好壞也不應該是指數。

　　史：對。

　　記：那應該是什么？

　　史：應該看整個市場整體監管、改革的力度。不只中國大陸的市場需要改革，所有的市場都在演變、改進、改革，都在不斷地完善，包括美國。每個市場都在不斷完善，而且往往丑聞發生時就是改革的最好時機。丑聞發生就暴露了某些缺點，可能平常監管者或者市場都沒有看到，或者是看到了沒有力量去改革。改革的阻力總是有，所以有一些丑聞幫忙了改革。

　　記：我們注意到，你到任時股指是2245點，離任時1300點，恰好碰上了一個熊市周期，你覺得是運氣不好嗎？

　　史：跟我無關。倒過來說，如果我在的時候股指翻了一番，你能說那是我的功勞嗎？不可能。當然我的來臨是比較引人注目，這個我了解。

　　記：你認為2006年中國內地的資本市場最大的變化是什么？

　　史：除了

　　2005年6月23日，交通銀行正式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成為內地第一家在大陸以外上市的商業銀行。史美倫透露，交通銀行上市的時候有關方面也曾考慮過A加H同時上市，可是后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走下去”。

　　2006年，中國最大國有商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在香港和上海兩地上市，集資額逾1400億港元，創下了全球最大的集資紀錄。

　　史：我很高興證監會有決心走出這一步。前兩年在內地大家對大盤股很有保留，感覺大盤股出來就會把指數壓低，我當時的看法是一般的大盤股還是質優股，主要還是看質量，有好的質量投資者的信心就來了。所以你看中行上市，它是先H然后回去A，內地的認受力很強，對好的企業大家還是有信心。

　　再談監管

　　在史美倫看來，A加H同時上市的成功有賴于內地股權分置改革的推進。

　　記：你覺得股權分置改革成功嗎？到目前為止能下這樣一個判斷嗎？

　　史：我感覺是一個完成的概念，是否成功要看以后才能做判斷。但是這一步走得很艱難，很不容易，是個很大的突破。能走出這一步本身也可以說是成功，而且市場上普遍有認受力，大家都認可了，很多企業都做了。沒有一個政策是十全十美的，總是要平衡，平衡的意義就是有些地方需要妥協，總要有些不同的考慮。

　　記：也有人認為股權分置改革并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史：不解決全流通(股權分置改革)，那個包袱會越來越大。前些年主要是解決這個問題，不可能所有的問題同時解決，總要有先后，現在我感覺還是很及時，不能再拖了。

　　記：在你看來，還有哪些問題沒有解決？

　　史：上市公司的質量問題、高管人員圈錢、大股東占用上市公司資金仍然是很嚴重的問題，我看到證監會現在也很重視這個問題。執法也很重要，因為監管的含義就是制定法律和執行法律，為市場提供比較清楚(clear)確定(certain)的法律，不能朝令夕改。

　　史美倫來內地任職時，正值股市大辯論之際，吳敬璉曾直言，中國股市連賭場都不如。 因為違規成本過低，在一定意義上，違規得到了“鼓勵”。而5年后，有人認為，這一問題已得到實質性解決。

　　史：和以前比，現在信心來了，整個市場的氛圍好了，做改革也容易了。這方面是好的，但不能說現在就沒有問題，我的同事們也知道，還是有很多問題。造成億安科技等事件的體制性問題還是不能忽視的，誰也不敢說以后沒有丑聞發生。

　　記：曾經很亂，比如5年前？

　　史：是比較亂，但是挑戰就是要理順這些。

　　史美倫在任期間，監管力度加大，被當時的媒體形容為“監管風暴”，億安科技、銀廣廈、藍田股份等等，股市的一個個泡沫被戳穿。

　　記：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案件是否令你感到吃驚、不可思議？

　　史：我倒不是驚訝這些事情發生，只是驚訝于它的深度和廣度。香港也有丑聞，可是香港的地方小，我就說過，我們坐在中環，所有的公司都能看到，可是在北京，你能看到遼寧陜西山西云南的公司嗎？所以中國證監會的工作也比較復雜，要考慮的事情也比較多。

　　兩任總理支持，敬佩吳儀

　　2001年1月，史美倫到任兩個月前，吳敬璉嚴厲抨擊中國股市中的做莊、炒作、操縱股價現象。

　　當時，內地大部分上市公司存在著信息披露、做假賬或其他問題，上市公司質量不佳，是

　　在其任內，證監會所頒布的相關法令，超過之前歷史上任一時期。“執法執法再執法”，是史氏監管的“標志性”詞匯。

　　但是，在中國證券監管層內部，“執法執法再執法”并沒有形成一致。與此相對的政策取向是發展，限制新的企業上市，以保證股指不跌。

　　記：你當時遇到的阻力大嗎？

　　史：罵我的聲音很厲害。但不能因為機制不完善發展不到位，就可以不執法，或者說對法治的觀念可以淡薄一點。因為不執法對守法的人不公平，大家為什么要守法，我守法又沒什么好處，這樣就沒有規矩了，市場就亂了，要給人知道犯法是有代價的、劃不來，這些概念要有。更重要的是執法，規范市場與發展市場沒有抵觸。

　　記：但股指確實下來了，高層領導有沒有批評過你？

　　史：沒有。他們都很支持我。后來家寶總理也找我談過話，他也很支持我的工作，當時也是他希望我再留下來，我就留了下來。

　　記：你當時確實非常引人注目。

　　史：我不是出來競選，我的責任是做好我分內的工作。就是因為我是從境外聘來的，所以吸引了更多注意力，當時要是換了別的人，不是從境外聘的，他可能也會受到指責，這個位置比較特殊。

　　記：這倒有個說法，說你是鐵娘子，在大陸有兩個人被稱為鐵娘子，一個是吳儀，另一個是劉麗英。你是第三個。你知道什么叫鐵娘子嗎？

　　史：知道。就是做事比較果斷而且不怕得罪人，在外國也一樣。很多人問我，你感覺這個稱呼是好是壞，我說我做了這么多年事，別人愛怎么稱呼我就怎么稱呼我，我無所謂。我總是說，讓我的工作由歷史來評價。可能做得好可能做得不好，這個我問心無愧，我盡力了。我當時在香港證監會十年，也有批評，也有很多事，香港地方小更像放大鏡一樣了。

　　記：你和另外兩個“鐵娘子”接觸過嗎？劉麗英是中紀委原副書記

　　史：挺好，我現在是香港廉政公署咨詢委員會的主席，可以和中紀委交流。吳儀副總理與我也有接觸過，我非常敬佩她，她是我的模范。鐵娘子是做該做的事，不怕得罪人，其實男的也有這樣做事的，只不過沒人叫鐵漢子，好像那是理所當然的。

　　“鐵娘子”的“是是非非”

　　在大陸三年半期間，史美倫更多地是和“改革”相連，她的任命本身就是改革的產物。任內，她提出了完善大陸的保薦人制度、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等等，在很多人看來，這些都是舶來品，未必適合中國國情。

　　在史美倫大陸任職前后，中國證券監管層引進大量“海歸”。除史美倫和高西慶擔任證監會副主席外，其他大多擔任部門副主任或者規劃委員會委員。

　　2001年的股市暴跌，一些人將矛頭指向“海歸派”，梁定邦和史美倫首當其沖。

　　“不顧國情引進一些所謂的先進方式，或者是將管理權交由一些并不了解中國國情的人來管理，中國還會走很多彎路。”內地一位經濟學愛好者在證監會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召開的一個討論會上說。

　　身處監管前線的史美倫也清楚自己面臨的責難。其中，她在APEC會議上回答記者提問時提出的“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被解讀為“不懂中國國情”。

　　史：當時有人誤解了我的概念。在APEC會上，我說有些事是有普世價值標準，你說中國大陸的股民就不應該受到公開、公平、公正的待遇？你說三公是國際慣例，我們引進就不對？我感覺不能戴著有色眼鏡去看。不論你是新興市場成熟市場，所有的股民應受到的最基本的保護是一樣的。有的人說我不懂中國國情，把這些都引進來。我也不想因為這一點跟他們辯論，他們的出發點是引進了外面的概念就是對中國不好，但是事實是引進外面的價值觀念或者經驗不等于對內地不利。

　　記：你說過，做事不懂國情是你的最大特點，你所指的國情是什么？

　　史：所有不能解釋的事。我在內地，有些事情他們不能解釋，就說內地就是這樣。反正我也笑了，我說的不懂國情就是這個意思。我一向感覺自己是比較professional的，是專業的，自己是來做事的，是希望在金融市場的改革里面出點力氣，能做多少做多少，我自己感覺不是求升官也不怕得罪人。

　　記：當時總理怎么跟你講的？

　　史：這些我不想公開講，不過我自己就說，我是無求的，總理說無求就可以大膽做。

　　記：你在任時有人來求過情嗎？

　　史：有人來說，這是誰誰誰，我說這個名字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我剛到證監會的時候別人說不能怎樣做，我總問一個很傻的問題：這樣做有什么后果，他們都答不上來，就說反正不能這樣做，也沒人這樣做。結果我還是做了，也沒見什么后果。

　　記：那時候股市被當作為國企解困的工具。

　　史：有人這樣講，我沒有這個感覺。對我來講，不存在這個問題。它的用意和我的工作無關，我就是監管市場，把這個市場弄得比較健康規范，讓所有參與者享有同等權利。股市在中國存在的大目的是什么，那不是我的工作范圍，而且我不會因為它是國企，因為它有重大的任務，就對它手下留情，當時沒有這個感覺。

　　記：你怎么看待對海歸派的批評？現在還有很多“海歸”在關鍵崗位任職。

　　史：可能我還不太一樣，我本來就是境外的。我感覺當時有些人是心存嫉妒，有些人會想你明明是境內的，為什么去外面轉了一圈回來就很風光。這種狀況很矛盾，我碰到的所有人都想出去學習念書，但是一旦出去回來了以后，其他的人就指責他是海歸派。

　　對海歸派的指責很不公平并很分化，我感覺很可怕，有“文革”之風。你應該看個人，不應該說所有海歸派提出來的都不對，所有土生土長的提出來的都對，反過來也一樣。不能一概而論，應該對事不對人。

　　和內地監管層次聯系密切

　　2004年9月13日，史美倫因為健康問題辭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一職，三年半的內地監管之旅劃上句號。

　　無獨有偶，14日、15日，滬指大漲。

　　記：你覺得你離開大陸時，所做的工作有沒有受到公允評價？

　　史：我總是說一句，很多事情要由歷史來看，現在看時間還不夠。要以后再看，那段時間是做了應該做的事。我感覺，股指下來對很多人來講是很大的打擊，包括很多中小投資者。當然了，批評我的人不一定是中小投資者。

　　記：你給大陸的證券市場留下什么？

　　史：我講的比較多的“三公”(公開、公平、公正)，因為那是原則性的問題。當然，“三公”的基礎是做事的透明度。

　　記：你當時力推的保薦人考試制度，現在都得到怎樣的反饋？

　　史：保薦人考試、保薦人制度，這些都是我當時推出來的，我感覺一點點地，對整個體制有一些影響。股改的時候把新發停下來，我倒是有些擔心。我覺得沒必要停下來，可以邊做邊開，節奏慢一點。我在位的時候，很多公司需要排隊上市，發行積壓了很多。現在聽說很快，保薦人制度改了以后，保薦人自己會選了，五六年以前，咱們中國內地的保薦人根本不是什么保薦人，什么事都堆到證監會來，費用收了但不干他們該干的事。保薦人制度改了之后，馬上對他們有切身的影響。你推一個不好的出了問題，要扣分，會影響你以后能推的數目，有了后果。當時第一個反應，很多保薦人都把部分已在排隊的企業撤回，然后再報新的較優秀的一批，這就是一個篩選的過程了。

　　記：獨立董事呢？你推的時候有些人認為中國內地沒有這個制度的土壤。

　　史：當時大家有一些不同聲音。第一，中國哪里來那么多獨立董事？第二，獨立董事懂嗎？我沒說今天我們建立了獨立董事制度，明天就立竿見影，企業文化就起來，或者獨立董事監督的文化就起來了。可是得等到中國大陸有足夠的人數才推嗎？我感覺很難說，可以先推先做，慢慢地培養市場的認受性。

　　現在，史美倫還經常和她的同事們(中國證監會的官員)接觸，每年還組織一次中國證監會國際顧問委員會的例會。該委員會的主席是尚福林。卸任證監會副主席后，史美倫仍任國際顧問委員會的副主席，主持大部分的組織工作。

　　每年一度的會上，證券業監管的國際權威專業人士會就中國證監會提交的在實踐中遇到的兩個問題進行討論。史美倫告訴記者，2006年會上的論題是券商的風險管理以及中國債券市場的發展。在會前，史美倫負責將問題分配給具體的專家作答，并收集證監會人員對專家答案的回饋，以便在會上能有更充分的討論。

　　據她介紹，委員會的委員只有10個，但是每次參會的除了證監會本身的人員，還有滬深兩個交易所和地方監管局的人。

　　“有時候國際顧問委員會的意見對中國不一定適合，但是讓大家聽聽，外面是怎么做的，有個參考。”有過境內外工作經驗的史美倫知道如何將會議開得更務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