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富濟貧與天下為公

　　□馮維江

　　卡爾維諾在《為什么要讀經典？》中說，“經典作品是這樣一些書，我們越是道聽途說，以為我們懂了，當我們實際讀它們，我們就越是覺得它們獨特、意想不到和新穎。”至少在閱讀庇古（A.C. Pigou）的《福利經濟學》之時，我有類似的感受。

　　庇古是新古典經濟學集大成者阿爾弗雷德·馬歇爾之教授職位的繼承者，接替這個職位時，他剛剛進入而立之年。雖然后來其事業總處在他曾經的助手凱恩斯的陰影之下，從名氣看也許又比不上他在哈羅公學的同窗溫斯頓·邱吉爾，但僅“庇古稅”一項，就已經足以讓他令名昭顯、史冊留芳了。

　　富人與窮人

　　庇古34歲時的成名作《福利經濟學》（最初發表時名叫《財富與福利》）最富盛名也飽受爭議的論點在于，他認為富人從收入中獲得的效用比窮人少，因此國民所得由富人轉移向窮人，能夠增加經濟福利。他甚至明確提出，富人所得的增加如果伴隨著窮人所得的減少，即便貨幣衡量的社會總所得增加，社會整體的經濟福利還是可能降低。

　　顯然，庇古的經濟福利與心理滿足或者效用直接相連。他的主要論據有二。第一，同樣額度收入引起的滿足程度在富人那里低和窮人那里高。朱門不妨讓酒肉臭掉，寒門卻往往因為少一兩口米飯而致人餓死。第二，因為凡伯侖所謂的“擺闊性”因素，富人的心理滿足主要是因為其收入的相對數量，而相對收入對于僅能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收入所起的作用較小，所以，只要所有富人的收入一起減少，他們的滿足程度就不至顯著降低，而用之于窮人卻能獲得經濟福利的明顯增加。

　　庇古的論點往往被簡化為劫富濟貧的政治主張，但實際上他本人的工作要細致得多。例如，他對窮人作了區分，認為在經濟領域和體格領域都存在一定數量的無法醫治者，當發現這些人時，能做的最重要事，是永遠地使他們沒有寄生在別人身上的機會，沒有傳布他們道德傳染病的機會，和沒有繁殖像他們本人同樣性格的下一代的機會。庇古的這個想法與俗語“救急不救窮”相合。當然，他也指出這部分人只是少數，而且不能放棄通過教育來挽救其中哪怕極少數人的希望。

　　羅賓斯等人對庇古的批評集中在他的效用福利觀上，他們認為個人效用之間不可用數量來衡量比較，面對同樣數量的收入變動，富人損失的效用小于窮人獲得的效用，從實證的角度看是不能證明的，因此庇古在福利經濟學中的主張并無科學依據�？�爾多等人為了“挽救”福利經濟學，放棄了庇古邊際效用基數論的立場，轉而從序數效用的視角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最優條件，從而也就跳離了庇古所強調的國民所得之分配影響經濟福利的觀點。

　　拋開論證的技術細節不論，筆者認為從分配和產出兩個方面來考察經濟福利的增減，是庇古區別于亞當· 斯密以后其他主要僅從產出角度考慮國家財富之損益的經濟學家的主要特點，也是其最顯著的優點。由葉航教授的介紹得知，華裔經濟學家黃有光從基數效用的立場闡釋“效率與公平”，這實際上反映了對經濟福利之考察向庇古主張的分配立場的復歸，雖然未及閱讀黃有光的論著，但從情感上我樂于見到他的成功。

　　社會與私人

　　庇古對社會凈邊際產品和私人凈邊際產品的區分和分析也頗有大家風范，科斯對社會成本和私人成本問題的卓越研究便源出于此。

　　庇古認為，私人凈邊際產品與社會凈邊際產品相等才能實現國民所得最大化，但兩者往往背離。在一些行業之中，社會凈邊際產品高于私人凈邊際產品，對這些行業的投入就會不足；而在那些社會凈邊際產品低于私人凈邊際產品的行業，又會出現損害社會整體福利的過度投入。據此庇古認為政府對那些存在負外部性的行為應予以干預，例如對環境污染者課以補償性的稅收，增加其私人邊際成本以使與社會邊際成本相當（這樣的環境稅后來被稱為“庇古稅”）�？扑箘t提出，這樣的事情也毋需政府出面，只要產權明晰，私人完全可以自己搞定。實際上，早在二十年代奈特（Knight， F.H.）就注意到了庇古理論之中“產權”的缺位。不過，依我之見，奈特、科斯等人似乎只是想取消庇古注意到的“外部性”和“市場失靈”問題，而將之化約為交易費用視野下的產權界定問題而已，實際并無損于庇古立論的邏輯。

　　本文無意也無力調解大家們的爭議，僅抽出庇古書中用社會凈邊際產品和私人凈邊際產品的框架做出的若干精彩分析，以證其研究之精到。庇古嘗言，彼時生產過程中流行的標準化和科學管理，是以犧牲社會凈產品來提升私人凈產品的。在嚴格的標準化制度下，誰都無法領先于他人或采取新的樣式，除非整個行業這樣做。這樣做能夠極大地擴大現有商品的生產，但卻以不再獲得更好的商品為代價。我國社會是較為典型的二元結構的社會，一些行業尚無合適的標準來保證質量促進效率，另一些行業又有體制僵化不利創新的危險，庇古的這個見解對于科學技術研發活動更有警示意義。

　　庇古還從“社會產品－私人產品”二元視角對馬歇爾提出的“小企業的教育功能”進行了論述。他指出，不同規模和性質的產業單位除生產之外，還具有培訓身處其中的勞動者的功能。社會中各種規模的產業單位分布比較合理，不啻于為普通勞動者提供了發掘和提升自身才能的階梯。一個社會的大部分產業如果為幾個巨型聯合體所控制，雖然它們的私人凈產品能夠實現最大化，但這樣的后果是阻礙了更多擁有潛在才能的人經過“能力階梯”不斷培訓企業家職能的機會，社會凈產品因之不能最大。也就是說，對全社會而言，一個良好的經濟組織生態，應該是不同規模和性質的企業共生的、多樣性的形態。從我國的情況看，也就是要讓“做大做強”和“做小做活”能夠和平共處、并行不悖，只是鑒于各地開發區追求高投入、大項目的政績激勵機制尚在，“大道不行桴于�！钡臓顩r恐怕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福利經濟學》（上）（下）

　　（英）A.C.庇 古 著

　　商務印書館2006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