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不僅是在上市一瞬間

　　——訪對外經貿大學國際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湯谷良

　　本報記者 張雪麗 湯谷良

　　記者：怎樣看待《薩班斯法案》對于公司內控的要求？

　　湯谷良：透明、精確、及時、可預測，這四個關鍵信息質量的驅動因素，成為了行業領先的公司進行變革的目標，這些因素是遵循薩班斯的結果也是價值創造的關鍵。

　　記者：這部法律過于嚴厲，被很多人認為是矯枉過正，是這樣嗎？

　　湯谷良：現在社會的經濟環境不要過多地談“矯枉過正”，而更應該重視法律的威懾力。“安然事件”主犯被判入獄70年，正是因為此次事件之前會計造假已經到了非常猖獗的地步，這種情況下，沒有嚴刑峻法便無法將其徹底遏制。而“安然事件”也引起了美國社會的極大關注，世通公司的負責人被判罰了之后僅僅剩下了3萬美元留給家人，這就是美國社會法律的威懾力。

　　因此，《薩班斯法案》對中國證券市場起到了一個很好的標桿效應，提倡法律的威懾力，告誡人們觸犯“高壓線”的嚴重性。社會的進步就是人們對于制度有所敬畏，這正是國內證券市場缺失的。

　　記者：與《薩班斯法案》相比，我國的《公司法》、《證券法》還有哪些仍需解決的問題？

　　湯谷良：中國在經濟方面的法律威懾力太差，這也是文化和社會問題。學習《薩班斯法案》更主要是一個群體所處的社會氛圍，更值得關注的是如何才能建立一個健康的證券市場。對于上市公司的監管不僅僅只是上市的一瞬間，更應側重于公司上市之后的長期有效的監管。

　　黃宏生案件就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示，香港法官因考慮到給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而對黃宏生判處了六年的刑罰，這種判罰力度在國內是沒有的，國內對于很多證券市場違規操作的券商多數是處以罰款，而且罰款的力度也非常小，這相當于降低了犯罪的成本，使很多人抱著僥幸心理知法犯法，而《薩班斯法案》的嚴刑峻法正是強調了應該加強對經濟犯罪處罰的力度。

　　我國資本市場上，從以前瓊民源、銀廣夏、藍田股份，到科龍電器再到最近的華源假賬，一系列上市公司財務造假案件頻發，這種困境無疑是處于發展階段的資本市場的桎梏，同時它更是市場監管法制建設滯緩的不良結果。這些年我們在消除“制度短缺”的努力是有些成效的，但是快速的、超強糾錯的制度建設能力急需提升。

　　記者：《薩班斯法案》對中國有何借鑒意義？

　　湯谷良：全社會注意力和學習能力過多耗費于“被考”公司層面和應試技術層面，卻忽視了《薩班斯法案》對處于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法制建設和依法執政的證券市場監管者來說的“內在價值”。

　　在我國的市場經濟建立和完善過程中，《薩班斯法案》值得我們學習的不僅是它的內容，更主要的是學習它的理念，如何控制犯罪，提高法律的威懾力，在一個講究誠信的社會建立一個健康的證券市場。為了保持這塊凈土，我們需要“良民”的進入，對此，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代價，這是最值得學習的精神。

　　其次，雖然促使該法案產生的導火線是會計信息的披露問題，但是《薩班斯法案》關注的絕對不僅僅是會計造假問題，而是一個公司內部治理和內控的問題。我們更應該關注企業上市中對于環境的控制，而這個環境一方面在于企業管理層，另一方面則是企業的全員全方位。這就是《薩班斯法案》的核心，讓每一個人都遵守制度，尤其是企業的高管層。

　　在法律的實施過程之中，有一點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這就是尊重法律的嚴肅性。我國的法律制度已經很健全了，現實中存在的問題不是沒法可依，而是在執行的過程中，如何保證法律的切實可行。

　　《薩班斯法案》給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榜樣，在其出臺之后，盡管遭到了多方面的反對，甚至有些公司以退市相逼，但是美國國會就是“我自巋然不動”，美國

　　一項法案一旦下達，就應毫無條件地遵守，保持法律的權威，維護法律的嚴肅性，這是政府應該努力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