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也

　　據昨天的《南方都市報》報道，深圳市北師大南山附中組織400名初二學生到貴州進行“手拉手西部行”扶貧助學活動，由于路途遙遠要乘飛機往返，每名學生費用高達2000元。這則報道引來一片質疑之聲，比較多的質疑主要集中在扶貧成本上：400名學生，每人2000元，加起來成本就高達80萬元，以如此之高的成本扶貧，有炫耀財富之嫌，因為80萬元在貴州貧困地方已經足可以建設一所希望小學，如果把這80萬元拿出來助學，豈不 是更有意義？

　　這些質疑聽起來都有道理。然而，人們卻忽略了深層次的東西，如果學校不組織學生坐飛機去，哪個家長會同意自己孩子到貴州去助學？如果這些孩子不親自去貧困地區感受生活，他們哪里會知道“窮”的概念到底是什么？他們的愛心能否被喚起？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即便這些孩子不包機去，節省出來的80萬元錢，能夠被全部用于扶貧助學嗎？

　　實際上，這種高成本的扶貧現象，早已有之。不久前，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決定拿出5000萬元，資助1000名家庭貧困、品學兼優的高中畢業生完成大學學業，吉利集團要派出隊伍，到貧困地區尋找真正需要幫助的貧困生，僅“尋找”成本估計就在200萬元以上。

　　把尋找貧困生的200多元錢節省出來，不是可以資助更多的學生嗎，李書福為何要那樣做？原來，2001年，李書福要求北京吉利大學創辦宏志班，免費供讀貧困學子，招收的對象是延安、遵義等革命老區的貧寒學子，學校免除全部學費和住宿費。結果，招來的一些學生學習不刻苦，卻配備手機，出手闊綽。更有甚者，有的學生竟然是當地某領導的子女。

　　顯然，正是慈善機構運用的不透明、不規范以及過多的腐敗行為，失去了李書福的信任，他寧可花費高昂的成本，也一定要自己親自去找真正需要幫助的貧困學生。事實上，現在不少慈善家都是自己去運作慈善資金，這表明，中國慈善領域的信用已經嚴重透支。

　　信用缺失不僅是我國扶貧成本高的原因，也是慈善事業發展遲緩的原因。目前，慈善領域運作不夠規范和透明。捐贈者的捐贈給了誰，捐贈的物資用在了何處，捐贈者常常一無所知，捐贈者既擔心工作人員的貪污、挪用和截留行為，又擔心捐贈物質沒有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這大大抑制了公眾捐助的積極性。

　　美國每年的捐贈款是我國的400倍，美國人的捐贈為何積極？就是因為其捐贈財、物的整個使用過程都是高度透明的，有完善的法律可以遵循，慈善機構會為捐贈人建立詳細的數據庫，將其捐贈資金和物資的最終用途完全記錄下來，這讓捐贈者非常有榮譽感，其捐贈的積極性會越來越高。

　　在法律健全、制度完善、信用度高的環境下，慈善捐贈的效率和透明度會很高，運行成本自然會大大降低，而這一點正是我們現在所缺乏的。面對深圳孩子扶貧助學的80萬成本，面對李書福尋找貧困學生的200萬元成本，我們要做的不應是對他們的批評，更應該早日著手，完善我們的捐贈制度，重建慈善事業的信用。否則，扶貧中出現的高成本現象，就很難從我們視野中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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