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濱海綜合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今年2月，天津濱海新區作為國家綜合改革試驗區尚待國務院最后審定時，在深圳舉辦了首次上海浦東新區、深圳特區、天津濱海新區的三城論壇，就三城在中國綜合改革試驗過程中如何作為各抒己見。達成的共識有兩點：三城要以金融的功能拓展和改革創新，帶動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以自主

　　兩個多月后，天津濱海新區的擴大開發開放列入了國家總體戰略規劃，金融的改革創新被列在濱海新區近期主要任務的首位，并給予一系列先試先行的權力。由此看來，無論中央還是基層，對天津后發的（相對于浦東和深圳）金融改革創新的重要意義和作用看法一致。一方面，中央任命有央行行長背景的戴相龍市長主政天津，早有戰略準備；另一方面，通過加快發展濱海新區，把恢復天津北方經濟中心地位的切入點放在金融上。

　　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經濟中心的地位單靠制造業、科技創新、航運物流及商貿業的長足發展，是確立不起來的，或者說還不能完全確立。必須具備強大的金融支撐，在周邊地區、城市產生巨大向心力，非到此無以獲取最稀缺的資源才算數。近20年來，天津一直處在很尷尬的境地，經濟中心城市地位式微，北方經濟中心的重鎮雄風不再。說到底，這是因為喪失了城市的金融功能和輻射作用。

　　插敘一段歷史。在共和國建立之前，三大戰役結束，解放大軍準備過長江之時，黨中央就派劉少奇到天津，為中國革命最后勝利尋求經濟支撐。少奇同志當時在天津糾正了某些“左”的傾向，一個重要的舉措就是恢復天津證交所。老一輩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和務實眼光令人感佩不已。今天，天津要重振作為

　　然而，細讀中央20號文件，頗耐人尋味。其與時俱進的新意在于，在外界普遍關注天津濱海新區究竟能獲得什么特殊政策的熱點中，不再單列地區性、吃小灶式的物質優惠政策，而是要求更高，關注天津濱海新區的綜合改革試驗對國內、特別是北方的指導意義。我理解，此中意圖是：政策伴隨中央要求的幾項重要任務。若濱海新區出色完成這些任務，政策就是實實在在的，可望落實；反之，這些任務完成不力，則這些政策就是不確定的。權利和義務相對等，關鍵看你怎么干。

　　現在的問題是：豎起旗幟是一回事，但立竿見影收到實效是另一回事。天津濱海新區以至天津市發展金融業繼而改革創新，還有不短的路要走。與滬、深相比，濱海新區是金融改革創新的后來者，形象地說，這類似下圍棋，若處于下風，就要打入求活，以求分勢，然后才是求勝。而這需要勇氣和直面風險。因此，后發固然有優勢，但這大多是理論上的，后發的劣勢倒是十分具體的。大致有三大問題迫在眉睫：金融業態建立和擴張的人才支持、金融工具的豐富和業內的創新沖動、金融功能的背后在國家工業化進程中機制的市場化揮發。 “功夫在詩外”，未雨綢繆考慮金融業發展的外部綜合因素，可能比金融本身更重要，極端一點說甚至決定這種戰略意圖的成敗和前景。

　　先說人才。近悉，深圳要建一座“南開橋”，以銘記南開人對深圳（主要是金融業）的貢獻。這說明天津金融人才的培養和為我所用并非難題。但天津要立即起步金融改革創新，人才又是不夠的，所謂“墻內開花墻外香”，為別人做了嫁衣。就今天的天津而言，要聚集金融人才，不是“臨淵羨魚退而結網”，而是要趕緊設法把網掌握在自己手中。就金融而言，金融機構、金融品種、金融規模、金融份額、金融業占GDP的比重，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從業機會，是吸納人才的關鍵。人才多了，有了聚集效應，才能從中產生改革、創新的精英。這道理不是很淺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