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事件另一種解釋：必須支付的工業化成本

　　□楊英杰

　　近日，因《第一財經日報》發表記者文章披露富士康深圳基地普遍存在員工超時加班等現象而引發一場訴訟。事件主角富士康旗下的鴻富錦精密工業（深圳）有限公司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名譽侵權、索賠3千萬元后改為1元案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可以說，輿論差不多一邊倒，幾乎全站在報社和記者一邊，責罵財大氣粗的企業逆社會良心公理行事。

　　我們在這里不打算就此事作道德上的評論，而是想僅就以超時加班為代 表的工廠職工生存狀況不令人或不令一部分人滿意作一點以經濟學意義上的分析。

　　經濟理論認為，每一個經濟人的行為或選擇，都是在一定約束條件下的最優選擇，也就是說，是收益最大化的選擇。以事件中的工人來說，他們選擇進這家工廠，并且在存在超時加班的情況下仍不選擇離去，說明留在工廠是他們的最優選擇，盡管存在諸多不盡人意的地方如超強度工作或工資待遇不高等。對于這樣一種對當事人來說是最優選擇的行為，別人無法在既定約束條件下（如工人自身素質、企業自身財力及經營狀況等）去加以改變，除非改變約束條件，但當約束條件改變時，我們討論的原有話題也就失去了意義。

　　我們要說的是，工人自身的選擇對于他們來說是最優的選擇，他們進了這家工廠，能夠工作，能夠領取一定的薪水，肯定會使他們的生活過得比原來更好或有所改善，否則他們寧愿享受閑暇。如果在輿論強大的壓力下，或因此導致政府以立法等形式的干預，企業改變其行為，不讓工人加班，也就是說間接地提升了工人的工資，從而導致企業成本上升，產品缺乏

　　由此，我們又想到了英國的工業革命。兩百多年來，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關于工業革命的悲慘描述深入人心。一提起工業革命，就是皮包骨的童工、就是暗無天日的礦區、就是每天工作18個小時的紡織女工，就是倫敦街頭的孤兒、妓女；當然還有殘酷的工廠主。但更為完善的統計資料所揭示的事實是：在工業革命期間，城鎮的人口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大幅下降，從而導致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而藍領工人的實際工資在1810年至1850年間翻了一番，盡管對工資的增長幅度存有不同的說法，但實際工資的增長促進工人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則是不爭的事實。討論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歪曲工業革命帶給人類的進步的事實，已超出了本文的內容。我們只想說的是，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悲觀主義者所描述的工業革命景象，是“一個最離譜的超級

　　中國正處于工業化的初期，一個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型的關鍵就在于，使那些被土地束縛的勞動者能夠自覺自愿地轉移到制造業中來，而人力資本不足使得我們的優勢著重體現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尚不能解決低素質勞動力供給無限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問題。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則在于與勞動力素質相匹配的人力成本低下。市場經濟的本質就在于經濟主體之間不受干預地自由地達成契約。正如米塞斯所提醒我們的那樣：“工廠主并沒有權力強迫任何人到他的工廠勞動。他們只能雇用那些自己樂意給他干活的人，并給他們開工資。這些工人得到的工資卻是很低，但也總比他們在其他地方能賺到的錢要多。”這種情況下我們絕不需要政府的干預以提高工人的待遇，否則結果只能是災難性的。英國于1819年到1846年間陸續通過的對雇用孩子和成年人施加嚴格條件的工廠法案使得越來越多的童工遭到開除，結果使得這些遭到開除、但仍需要工作才能維持生存的童工，不得不到那些容易躲避檢查的小工廠去尋找工作，而其衛生和安全狀況卻明顯要惡劣得多。而那些無法找到工作的童工則淪落為流氓、乞丐、流浪漢、強盜和妓女。這就是政府干預的結果。

　　當然，我們并不是說政府應該袖手旁觀，無所事事。政府應該做的是創造一個更為公平的制度環境，其中人們能夠自由地交易、自由地締結契約，并能公平地承擔各自的職責。回到文章的標題，成本是要產生收益的。秉筆直書的記者和義憤填膺的大眾應該不會否認，這些超時加班的工人或從失業狀態轉為就業狀態的工人，或者說從農村流向企業的工人，就其整體性或一般性而言，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當然我們并不否認一部分人的境遇比原來更糟）。這就是必須支付成本所帶來的工業化的收益，而這一收益正隨著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加速變得越來越豐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