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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長安
據新華社報道，近日，西安40萬農民工在政府文件中被統一改稱“新市民”，不僅如此，這些“新市民”還可以和其他原住市民一樣，只要符合低保條件的都可以納入最低生活保障。這個規定不僅在農民工的稱謂上開了全國的先河，更在實質上促進了農民工身份向城市市民的轉換，值得向全國其他城市推廣。
據有關專家的考證，“農民工”這個詞最早是在1983年的時候提出來的。在此之前甚至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農民工的 代名詞就是“盲流”。這既反映了城市居民對農民工突然大量涌入的一種恐慌和擔憂，也凸顯岀政府公共政策應對這種情況的措手不及和無奈。隨著農民工涌入規模的不斷擴大，城市不是敞開胸懷來包容這些對城市經濟乃至全國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的特殊群體，而是走向了保守和排斥。
研究表明，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部門(農業)向高生產率部門(如工業)的轉移，是中國改革以來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源泉。據估算，勞動力流動對GDP增長率的貢獻份額在16％至20%之間。然而，在城鄉二元勞動力市場嚴重分割的狀況下，進城農民工卻普遍遭受了從就業崗位、勞動工資、社會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種種歧視性的待遇。
對農民工的排斥還建立在一種錯誤的觀點之上，即農民工的大量涌入會搶走城市職工的“飯碗”，也即會對城市職工產生所謂的“逆歧視”。然而，各種調查和實證研究均表明，這種擔憂是沒有事實和科學依據的。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5年的快速調查顯示，農民工主要分布在制造業、建筑業、住宿和餐飲、批發和零售、居民服務業等行業。與此相對應，能夠進入公務員隊伍、企事業單位中高級管理層、技術開發研究人員等收入高、待遇好的工作崗位中的農民工，幾乎是寥寥無幾。
其實，對農民工的歧視性待遇，不僅給農民工個人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對整個社會總產出也會帶來負面影響。根據對美國的研究，各種形式的歧視給美國社會每年的GDP損失將大大超過5000億美元。雖然在中國目前還沒有對由于農民工歧視對國民經濟損失的估計，但可以肯定的是，這類歧視的成本一定十分高昂。
更值得關注的是，正是由于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始終存在，使得在農民工大規模向城市遷移的過程中，伴隨的不是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反而是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根據發展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勞動力從邊際勞動生產率近乎為零的農業轉移到非農部門，可以通過縮小兩個部門的邊際勞動生產率差別來縮小農村和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因此，勞動力流動被認為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一種重要機制。事實上，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的收入水平確實要比在農村種地要高的多，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城鄉差距依然沒有縮小，反而逐年有擴大的趨勢。究其原因，就是因為現行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極大地限制了農民向城市轉移的規模和步伐。研究表明，雖然我國目前的農村流動人口已經超過了1個億，但目前的遷移規模仍然不足以縮小現存的收入差距。
從表面上看，農民工難以融入城市體系的原因是戶籍制度的存在。不過，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于戶籍制度背后所隱藏的各種福利保障體系。由于長期以來我國的福利保障體系將農民排斥在外，因而逐漸形成了城市封閉的、只對城市居民提供服務的福利保障體系。面對大量的農民工涌入，如果城市的福利保障體系向他們完全開放，必將在短期內對城市本身的福利保障支出產生巨大的壓力。試想，一旦城市的福利保障體系向農民工開放，城市財政和社保基金就有可能不堪重負。而這也正是絕大多數城市依然對農民工實行分隔政策的根源。
由此可見，從“盲流”到“農民工”，再到“新市民”，社會對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態度也在悄悄發生轉變。不過，雖然這次西安在消除農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間的差別方面帶了一個好頭，但要在全國范圍內真正實現農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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