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仇視與被愛戴

　　當世界上數得著的頂級富豪們以每分鐘掙多少錢，被動的成為一個評定的坐標時，實際上，他們已經坐在了一個隨時都可能有巖漿噴涌而出的“火山口”，成為《福布斯》、《歐洲貨幣》、《金融時報》和“胡潤”們肆意操縱、隨意拿捏的一件道具。

　　是先在媒體上炒作得轟轟烈烈紅紅火火，隆重推出；還是一反常態，突然降生式的標新立異，方法在這里并不是第一位的。被幾年來各種類型的“富豪榜”轟炸得幾近麻木的

蕓蕓眾生，早已不再看重這榜那榜打著誰的標記，反倒津津樂道于從那些也許勉強同意，也許欣然接受，也許半推半就的上榜富豪明星的言語中，看“希奇”般的層層解讀，解讀一種恍若隔世般的財富態度：有錢的富人是越來越多了，創富的速度是越來越快了，可愛可敬的富人卻越來越少了？社會的仇富心理越來越濃了？

　　向往何時蛻變成抗拒？傾慕何時成為了仇視？

　　當我們為身邊許多英年早逝的富豪而惋惜的時候，當我們為富豪倒在仇富的血泊中而嘆息的時候，當我們為國產富豪們缺失的社會責任感而痛心的時候，外面的世界里，許多好戲正接踵而來：世界第二大富豪、“股神”巴菲特決定向5個慈善基金會捐出其財富的85%，約合375億美元，這是美國和世界歷史上最大的一筆慈善捐款，其中約300億美元捐給了比爾?蓋茨及其妻子建立的基金會。蓋茨夫婦此前已捐贈了近300億美元。

　　從老一點的美國富豪“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和“鋼鐵大王”卡內基，到當代的“軟件大王”蓋茨和“投資大王”巴菲特，在美國，熱心慈善事業早已成為富豪們的一項義務和道德要求。

　　而在我們生活的周遭，環顧四下，在我們通過各種媒體的渲染，眼力所及的富豪們，已經車載斗量，而把回報社會真正當作一項義務和道德要求的人，我只會想起叢飛，那個沒有進榜，但絕對是個富豪——一個精神富豪的普通人。

　　叢飛對這個社會的付出，已經有幾百萬之多，而這幾百萬，是他一首歌一首歌唱出來的，又一百元一百元的交到了那些需要金錢的孩子手中，以一己之力擔負起本應由社會公共財政應擔負的職責，是叢飛因此受到大眾愛戴的唯一理由。就像有個細節通過攝像機的記錄，永遠在許多人的腦海定格：貴州山區，滿眼渴望的學童，帶去的錢已經散完的叢飛，懇求同行的女朋友和記者把身上所有的現金掏出來，“我慢慢還”。

　　中國的古人李白，《將進酒》中有個名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說的是一種人生感慨；美國的富豪卡內基，也有一句名言，說的是一種財富態度：“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中國非著名富豪叢飛，帶著債務和絕癥離世，帶著未完成——或許是永遠無法完成——的心愿離世，是不是另一種對名言的詮釋？是不是另一種對日益淡漠的社會責任感的呼喚？

　　有許多東西，是可以用數字來考量的，比如金錢，比如富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標桿，許多80后的新生代們，是不大了解“萬元戶”這個帶著濃重時代烙印的詞，當時曾經怎樣的影響了一代人的財富追求。而前溯30年，和只需10元就可過一個月相比，1萬元幾乎等同于“天價”。但這種“天價”后面，往往會如影隨形般的和無數勤奮刻苦、白手起家、敢為天下先的故事連接，那時的“萬元富豪”多半脫胎于平民百姓，食“人間煙火”，和手下員工一起流臭汗，擠一個辦公室，可以慢慢的很富有，也可以在富有中很可愛。

　　有些東西，是不能用數字來考量的，比如道德和社會責任，這就是一個基本不變的標準了。坐擁千萬家產的富豪與年入1、2萬元的白領，要承擔的義務和責任，“在上帝面前是一樣的”，具體數據卻完全可以視收入不同而不同，全在對責任的理解。有人說，中國有多少重點大學，就有多少“逸夫樓”；李嘉誠名列世界富豪前十，錢用在內地的教育上，也不少。這話的后面，多少有點“酸葡萄心理”。但內地的富豪們為何就不能爭點氣，“資產總值”、“盈利速度”這樣的頭把交椅坐不上，像叢飛那樣在社會奉獻上奪個“單項冠軍”，實力還是具備的。

　　為錢所“累”的富豪其實可以用多種方法將金錢財富轉變為精神財富：把錢花在奢侈的個人享受上，法律沒有限制，只要交夠了稅，我們也不能說三道四；把錢花在登山、探險中，有益身心健康，體現了社會進步，也應大力提倡。但上面的方法只能說明你有錢，不能說明你應該被愛戴，如果越過了大眾心中的那道“界限”，仇視之心自然會產生。

　　為那些尚不富裕，還在基本的生活線上奮斗，對生活還沒有失去希望的人們做點事吧，哪怕這些事并不需要多少金錢。不求高尚，至少達到可愛。

　　被仇視，還是被愛戴，是富豪們的選擇，也是我們的選擇。□華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