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網訊　呂梁居住的北辰花園別墅地處亞運村，算是北京黃金地段的豪宅，真正的富人聚居地。兩年前，他一擲千萬買下這里的5號樓，打通了原來的幾十個房間，對裝修師提出的設計原則只有四個字：“浪費空間。”房屋裝修完畢，逾千平方米的兩層樓只隔出四五間房，余則便是上下兩處各占數百米的大客廳。寥寥數件設計精美的家具飾物散布其間，愈顯出客廳的空曠與氣度不凡。僅此一舉，便曾使各類前往拜訪的人們嘆為觀止。

　　從呂宅布置的獨特與優雅，也可以看到呂梁的另一面。他雖然被圈里人傳為中國證券市場的“大鱷”之一，但性情看去絕無“鱷魚”之霸氣。呂梁本屬文化人出身，早年間既畫畫又搞文學創作，20世紀80年代中期從河北進北京后一直是自由撰稿人。1988年，呂梁有中篇小說《國運》在巴金任主編的《收獲》雜志發表，其實驗性的寫作手法在一些文學評論人士中頗受好評；次年，當時文壇相當活躍的大型文學雙月刊《東方紀事》改版，一批著名作家主持各個欄目，老作家汪曾祺出任總顧問，《人民文學》雜志編輯朱偉出任特邀編輯，而“特邀美編”就是呂梁——事實上呂梁不僅是美編還是作者，在《東方紀事》上，他先后發表的長篇報告文學《龍年邪說》、《瘋狂·理智——1989年中國現代藝術展印象》等，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呂梁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到深圳炒股。當時股票市場在報紙上聲音微弱，而呂梁既做生意又寫稿件，為一些有影響的報紙充當不拿薪水、只領酬金的記者，報道為什么要有股市和如何發展股市的大是大非。1992年5月2日，《中華工商時報》周末版從第一版開始，以三個整版的篇幅，刊出了他剛剛完成的長篇《1990-1991年中國“股市狂潮”實錄》節選。1992年深圳“8·１0事件”發生，呂梁在該報刊出了整版報道，題為《百萬股民“炒深圳”》，因其痛快淋漓的描述、深刻的反思，很是轟動一時。

　　從20世紀90年代前中期開始，呂梁沉寂下來，不再以文人身份在媒體上曝光了。他自己的解釋是從此下了海，從1996年正式算起，先是搞咨詢，后來也直接指揮一些資金的投資運作。他在深圳、上海市場有動作，到1997年還曾在香港市場有動作。據說1996年12月《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發表之前，呂對此就曾有預言；1997年秋又組織資金適時撤出香港，躲過了此后紅籌股的重創，也博得不少好評。

　　當然，這后來的“名氣”主要是在證券投資界的圈子回旋撞擊，呂梁活得很低調。直到1998年，他見到了老相識朱煥良，那位深圳著名的個體莊家。

　　此時，浸淫市場多年的呂梁已經積累了相當的經驗、資金和關系。與朱煥良接頭后，他有了新的決心和舉動。

　　入主康達爾開始“莊家生涯”

　　1997年，香港一場“禽流感”使得“養雞專業戶”深市上市公司康達爾幾近崩潰，幾萬只雞瘟死香港，股價狂跌不止。朱煥良，深圳著名的個體莊家，之前掌握了康達爾90%以上的流通盤，此次暴跌一下子套住他幾個億的資金，使他難以自拔。1998年中期，朱親赴北京找到呂梁，希望幫其“拯救”康達爾。此時的呂梁已在投資界闖蕩多日，積累頗豐，急需施展，于是雙方一拍即合，開始了他改變一生命運的“康達爾之戰”。

　　呂梁事后的自述中，他承認早在1999年初接觸康達爾時，已經意識到此次戰略收購“像一個騙局”，“康達爾已爛得無藥可救，到處是假賬和謊言”。自己感覺“仿佛落入一幫犯罪分子中迅速淪為同謀”。但事后的冷靜代替不了當時的狂熱，戰略投資初戰告捷，極大膨脹了呂梁等人的野心，一場規模空前的擴張計劃迅速出爐。

　　搖身變成戰略家“錢生錢”編織“中科網”

　　那時，人們不知道呂梁是何許人也，人們熟悉的是“大話市場”、“先知先覺”的K先生。“3·１7國債事件”、“人民日報評論員事件”、“5·１9行情的預測”，從風險投資大討論到國企大盤股行情，K先生都在大勢分析和預測方面與媒體一起發難，經常發出牽動市場神經的聲音。“因為他一貫偏激，語不驚人死不休”。他的戰略投資理論被一些證券媒體炒得火燙，但也有人說這是呂梁與媒體各自包裝自己的產物。

　　明眼人知道，K先生的每次高談闊論均與二級市場操作處在同一時間段(詳見文后K先生對話表)。此時的K先生已經成了被人追捧的戰略家。

　　宣揚戰略是為更好地操縱市場，到1999年中期，入主康達爾的呂梁及其統領的“北京機構”，已經成功地將手中的上市公司變成了股市的一個籌碼(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財務工具”)，再挾“K先生”之威名，擴張戰略條件成熟。

　　往昔那些注冊在海南、甘肅的小公司不夠用了，他需要北京的舞臺，需要響亮的名字，而且，需要有些真材實料的“背景”暗示。1999年7月，在呂梁的一手操辦下，中科創業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北京中科創業”或“北京中科”)在北京成立，注冊資本3000萬元。

　　建立北京新平臺之后，更多機構和更多資金加入此場豪賭，名為“中科系”的莊股之網在2000年逐步成形。

　　二級市場人氣更旺，大出風頭的中科創業一直沖上80元，且被評為“風險最小的10只股票之首，可以放心長期持倉的大牛股”，中科系其他兄弟也是不甘示弱，連創佳績，以至于負責二級市場操作的朱煥良幾乎不用出手拉抬，“股票自己漲，壓都壓不住”。

　　市場分析人士都說，那些嚴格意義上的“中科系”股票在盤面上都有“強莊”介入。依目前同類莊家的典型做法，“坐莊”資金相當大一部分則是機構或個人通過循環使用證券抵押向金融機構獲得的貸款。呂梁在各種場合用很玄妙的字眼所說的“虛數填實數”、“財務工具”，說到底只是這樣一類把戲。建立在空中樓閣上的金融游戲只要有一個環節出事，便會在旦夕間導致整個系統的崩潰。

　　據最保守的估計，這個以“錢生錢”之術結起的公開網絡牽連的資金在20億元以上。

　　資金鏈危機四伏“老鼠倉”成為導火索

　　時至2000年下半年，中科股價平穩，

　　從表面看，危機源于公司糟糕的重組現狀，盡管康達爾在1999年底更名中科創業之后，重組喜訊頻頻亮相。但實際情況是除了苜蓿項目投入100萬元尚未見收益外，其余皆成了空中樓閣般的幻想。這些幻想可以轉化為84元高位的股價，但卻無力轉化成對應84元的業績。

　　另一個危機來自呂梁的“K模式”，呂梁將自己的組織方式比為國外的“私募基金”，這在中國是違法違規的，呂梁和“北京機構”都心知肚明，一旦簽約便屬合謀非法操縱市場，但巨大的利益誘惑已使他來不及冷靜了。更不冷靜的還有日益壯大的資金鏈條，股票質貸越玩越大，鏈條越拉越長，斷裂的時間也會越來越快。

　　其實，莊家玩“假重組”、“錢生錢”已不是什么新鮮事兒，最終導致中科雪崩的導火索還是人為因素。面對龐大的資金鏈，每位契約者只有遵守約定才可維持其正常運作，一位毀約即會“牽一發動全身”，導致全面癱瘓。呂梁在自述中說，第一位毀約者是朱煥良，因為深圳中科的流通盤90%以上為莊家們所持有，大家早有共同鎖倉協議。因此，拋壓只能來自協議者內部。既然“北京機構”們沒有拋，失信者便只有朱煥良。

　　呂梁最早聽說朱煥良在出貨是2000年五六月間。“聽說他從營業部提走現金，每次都是1500萬元。當時我們只是笑他，這么多錢怎么拿得出去。這是很危險的”。

　　2000年10月，呂梁又獲知了另一個壞消息：他手下的重臣、北京中科的董事兼執行總裁申杲華受到檢查機關查處，檢查發現申本人在私下炒作深圳中科等公司的股票，按市場上的行話說，開了“老鼠倉”。“老鼠倉”本身的違規當然不會被呂梁看成“問題”，關鍵是申杲華的“老鼠倉”涉資甚巨，可能多達數千萬元，一旦進入調查就會被強行平倉。呂梁的擔心來自于平倉對股價造成的連鎖反應。

　　他當然明白，在自己統領的公司中，此類“老鼠”絕不是申杲華一人。

　　此后發生的事情，被呂梁自嘲為“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他下令在深圳中科、北京中科內部查“老鼠倉”，并要求所有公司資金于年底以前結清。據他分析，先是因為朱煥良的“不配合”，后是因為這批“老鼠倉”的數目比他估計的要大，大規模平倉出貨之后，便引發了2000年年底的深圳中科大規模崩盤。

　　呂梁對此次危機爆發是有預感的，只是沒想到是以這樣的方式，如此劇烈地降臨到自己主持的莊股頭上。

　　此次股災逼迫呂梁從幕后走到臺前“自曝內幕”，但由于中科事件背后牽涉的機構和人太多太復雜，至今人們仍無法知道個中細節。他說是性格中剛愎自用的一面和文人性情的弱點貽誤了戰機，那些令人扼腕的細節敗筆、那些一誤再誤的轉折機遇、那些錯中就錯的險情再生，都是可以用故事的形式演繹出來的。

　　呂梁想必早就有了足夠的承受意志。有市場專業分析師說，中科創業暴露出來的窟窿只是一個小窟窿，如果當事人不繼續往外捅破內幕，有可能真相會被暫時塵封起來。種種疑問，一旦涉及太深的內幕和太廣泛的利益群體，那幾方當事人也許會變得空前的一致——沉默。這時候，我們以何種決心來處理這一個案，將是公眾最關注與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