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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瓏銘
據7月9日的《新京報》報道，西安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長安分局舉行揭牌儀式，有藥店舉報該局要求轄區內的醫院和藥店繳納“贊助費”，少則幾百，多則上萬。該局局長張公民承認收“贊助費”一事，但稱繳款都是自愿的，“他們實在擋不住，不存在強制和攤派收費”。
權力部門以各種借口斂財的做法由來已久。湖南省桃源縣一些工商所對工商戶收“保護費”的做法，還曾一度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與強收“保護費” 相比，索取“贊助費”的做法要“高明”多了，因為它披了件“自愿”的外衣，不容易授人以柄，且能進退自如———倘若敗露大不了將錢退還。因而，這種斂財模式成為一些權力部門的首選。
對比之下不難發現，幾乎所有“贊助”、“捐贈”行為，都發生在權力部門與權力所轄對象之間。在這中間，是一個無形的潛規則，即受制于權力的一方，除了屈服于權力其實并沒有太多選擇的余地，否則，他們可能遭到權力的報復。受制于權力一方的順從，為權力部門斂財創造了條件。
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的實質就是利用權力尋租，而為此埋單的，最終必然是公眾，或者說，公眾必然成為權力尋租的最終受害者。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杭州市第三人民醫院副院長許愛娥坦言：“藥品主管部門少數官員腐敗正是藥品價格虛高的總源頭。”2004年，中國藥監局受理了10009種新藥申請，而美國FDA僅受理了148種。藥監局大肆受理新藥申請，在促使部門和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成為推動藥價上漲的一個重要因素，使全國人民深受其害。
西安市藥監局向醫院和藥店索取“贊助費”，同樣面臨著嚴重后果。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短。在拿了贊助費之后，作為交換，藥監局必然要在監督和管理工作中作出讓步，如此，必然損害公眾的利益。也正因為這一點，以權謀私的腐敗更容易激起公憤，更容易成為引發突發事件的導火索。所以，世界法律健全國家，都嚴厲規范和監督權力。
一個掌握公權力的部門，一旦利用公權力謀私而不是為公眾服務，必然背離公眾的利益，導致難以預料的后果。權力尋租的公開進行，反映出我們在制約和監督權力方面的不足之處。現在的問題是，不少權力部門都可以憑借權力達到牟取私利的目的，這說明權力缺少監督并非個別現象，因而，才更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實踐證明，只要嚴格執法，以權謀私行為是可以迅速得到遏制的。我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條規定：“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情節嚴重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事實上，由于涉嫌單位受賄罪，新疆烏魯木齊鐵路運輸中級人民法院近日站到了被告席上，接受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的刑事審判。這件案子開了中國司法界的先例，也為制約和監督權力提供了一個思路：以法監督權力乃是屢試不爽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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