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美國赤字調整風險

　　中國規避美國赤字調整可能引發的世界經濟震蕩手段有“技”與“道”的區別。“技”是積極實施多元化的貿易政策，開拓全球各地區市場，使得外部需求多極化；同時，努力豐富貿易結算幣種，調整外匯儲備幣種結構，以外幣資產配置多元化規避金融市場風險。“道”是努力構建“內需”拉動經濟增長格局，大幅度降低出口依賴

　　中國浦東干部學院 胡云超

　　對中國來說，認識到美國經常項目赤字潛存的不確定因素是非常重要的。美元是世界主要的結算和儲備貨幣，經濟總量龐大，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接近30％，美國資本市場價值占世界總額的一半以上。這些因素使得美國沒有像其他小國經濟體那樣，必須迅速實現經常項目賬戶的平衡。但是，必須知道，美國經常項目賬戶不平衡持續時間越久，赤字規模越大，發生急速反轉的可能性也越大。近年來，美國越來越依靠追逐“固定收入”而非股權資本和FDI資本流入彌補赤字，這一方面表明，美國應對其他國家經濟“情緒”波動能力越來越脆弱（外債流動性高），還意味著世界投資恢復，在美國之外的投資機會超過美國本土，這與90年代股權資本大量流入美國形成鮮明的對比。股權資本流入減少，必將抬升美國的利率，美國經濟將受高利率的煎熬。美聯儲歷經多次加息行為，其深意又豈止是為了平抑高油價等能源成本上升帶來的通脹壓力呢？

　　我們認為，美國經濟已經陷入了嚴重的“赤字”后遺癥之中。從理性上分析，美國人自己也越來越感到其“雙赤字”的兩難境地。既希望保持本國強大的消費能力，經濟調整政策不能威脅本國人民和政府的“福利水平”；又希望能夠控制經常項目赤字規模，在宏觀總量基本平衡基礎上實現增長。前者要求美國保持低利率，促進消費，美元升值，增加購買力；后者需要美國降低利率，抑制消費，增加儲蓄，美元貶值，增加出口。

　　隨著美國赤字規模增大，美國的兩難處境也日益國際化，成為世界經濟增長前景的兩難。因為任何試圖提高美國儲蓄水平的行動，都有可能給世界帶來通縮的危險。他國一方面希望美國消費強勁，能夠“吞噬”世界剩余產量，推動本國經濟增長和就業提高；另一方面又對自己既向美國提供廉價商品，增進美國人福利，還向美國人提供巨額消費融資，存在“財貨”兩空的風險而憂心忡忡。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為贏得市場在美國拼得“你死我活”，當大家回轉身來，愕然發現所贏得的東西可能是“貨幣幻覺”。當明白了那血汗積累的美元儲備，可能因為美元的貶值而大幅縮水時，“貨幣的面紗”悄然戳穿了。

　　但是美國卻樂于將這場“游戲”一直進行下去，正是外國人對美國資產日益增長的需求，才維持了美國國內投資－儲蓄嚴重不平衡中的平衡。客觀上看，外國資本流入美國又是兩廂情愿，他國從美國賺取貿易順差，積累美元儲備，美國利用輸入的低成本“逆差”賺取世界的資本收益。從美國的統計報表中，我們看到美國經常項目“收入”子賬戶自80年代以來一直為正值，收入總量在GDP中比例超過1％，聰明的美國利用流入的外國資產獲得的年均回報率高出給外國債權人收益達3.1個百分點。

　　在當前全球消費—投資模式決定的增長路徑下，難以估計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到底能夠持續多久、規模還會擴張多大。但是，世界經濟好像又處在待爆發的火山口旁，無論是美國內部的不穩定（加息引起的總需求不足等），還是來自外部的不穩定（甚至如美元儲備大國政局不穩引起的抽資行為），都可能引發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反轉，從而更加劇世界經濟的不穩定。我們也不難理解美國人為什么總是要在世界上創造“敵人”，因為世界和平對美國來說似乎是“雙刃劍”，一方面為他帶來低成本的資金，另一方面，太平之世又使得世界上值得投資的區域多元化，邊際資本報酬的優勢將引導原滯留美國和將流向美國的逐利資本發現新的投資天堂。

　　中國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和美國是以一種奇特的經濟方式連接在一起的。中國需要世界上最大的消費群體作為推銷產品的市場，美國需要現金充裕的中國作為推銷債務的市場。中國與其他亞洲經濟體一起，把自己的儲蓄注入美國，為世界上最大的消費群體的“揮霍”提供資金。

　　盡管加入“中國因素”后，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可持續時間更長，但是，我們無法知道高度發達的國際金融市場“情緒”何時突變，引發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反轉。中國何去何從？

　　第一，在思想觀念上從盲目積累

　　中國外匯儲備結構非公開化，讓我們無法掌握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但美元“價值效應”同樣讓中國外匯儲備備受威脅。從美聯儲的數據來看，2002年底，外國中央銀行外匯儲備65％是美元，歐元是第二大儲備貨幣，大約吸納全球儲備的15％。從全球來說，外匯儲備幣種集中度很高，它既是美元穩定的優勢，也是美元未來風險的根源。

　　此外，“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金融債務（不管它們是不是債務國政府的債務）存在一個可執行性的問題。……償還外債的激勵取決于抵賴債務對一個國家的聲譽、進入資本市場、貿易談判等的間接后果，以及拖欠造成的其他可能很重要、但尚不明朗的代價。……然而，如果債務太多了，拖欠肯定可以獲得的收益就會超過不確定的代價。” 美國的債務規模也許還沒有到讓這樣一個超級大國抵賴債務的時候，但歷史上世界各地發生的“債務危機”都讓人記起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的上述忠告。

　　第二，充分認識經常項目賬戶變化的全球相關性，美國經常項目赤字調整需要全球協調。如果現在的世界經濟增長模式不變，各國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的“博弈”結構不變，美國自身也不調整國內消費—投資結構，中國單方面的任何努力對削減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幫助有限。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不是造成美國經常項目赤字的“罪魁禍首”，相反，對彌補美國自身消費—投資結構性缺陷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只有美國自己、其主要貿易伙伴、其他主要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國家等共同調整自己的儲蓄—投資行為，比如，歐洲和日本需要減少儲蓄或增加投資，發展中國家不過度依賴出口導向的增長，美國赤字調整才有可能得以平穩過渡，實現“軟著陸”。問題是，在目前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內，能否實現如此高度一致的國際協調？中國必須思考在惡劣的國際經濟環境中“獨善其身”的長期戰略和短期策略。

　　第三，中國規避美國赤字調整可能引發的世界經濟振蕩手段有“技”與“道”區別。所謂“技”，是積極實施多元化的貿易政策，開拓全球各地區市場，使得外部需求多極化；同時，努力豐富貿易結算幣種，調整外匯儲備幣種結構，以外幣資產配置多元化規避金融市場風險。但是，正如上面分析所示，現時世界經濟增長路徑依賴，使得這些策略總歸是“小技”，從根本上回避不了風險。

　　所謂“道”，是努力構建“內需”拉動經濟增長格局，大幅度降低出口依賴。通過包括宣傳在內的多種手段，增強中國人民對未來穩定發展的信心，配合恰當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變儲蓄替外國人融資為提高自身生活質量的及時消費。凱恩斯說：“消費乃是一切經濟活動之唯一目的，唯一對象。”但是，決定消費傾向的主客觀因素又表明，消費增長低于收入的增長，到一定程度，社會還會出現凱恩斯描述的“財富陷阱”的現象。凱恩斯說：“不幸所得愈大，則所得與消費之差亦愈大。設無新奇策略，問題將無法解決，———除非讓失業增加，社會貧窮到一定程度，使得所得與消費之差，恰等于在目前有利可圖這個條件之下，為準備未來消費而生產的產物價值。”通俗地說，由于富人的消費傾向低于窮人，因此，社會越富，就越有可能失去增長的動力。所以，象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一直倡導超前消費，因為“舉債支出雖然‘浪費’，但結果倒可以使社會致富。”

　　凱恩斯所說：“私人致富之道，應用于國家行為上，失業乃成為不可避免的結果。”秉承千年節儉傳統的美德以及對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迅速變遷面臨風險的審慎選擇，中國人對未來預期難以樂觀，對財富積累充滿高昂熱情。消費增長不足，儲蓄增長過快，不得不借助外需推動經濟增長。

　　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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