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就業高峰壓力下的出路

　　就讀于西華大學法律專業的李波雖然要明年6月份才畢業，但他本人和家里的人現在就為就業一事忙開了，又是八方托人“拉關系”，找門路，又是花錢制作一套精美的自薦書并四處投遞。李波告訴記者，他們班上的同學大都跟他一樣，提前在為自己畢業后的工作崗位而奔波了。

　　現象

　　千軍萬馬過就業“獨木橋”

　　李波和他的同學的個案也可以說正是中國就業現狀的真實縮影。據國家有關部門統計，今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達413萬人，比上年增加75萬人，增幅達22%，就業壓力將進一步增大。

　　“大學畢業生只是新增勞動力資源的一部分。”四川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劉處長說，還有中專畢業生、中職生以及轉業軍人、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等。四川目前的就業形勢和全國一樣且供求矛盾略有突出。第三次就業高峰的到來將考驗著政府、企業及求職者，這是一個系統工程，也是“天下第一難事。”

　　記者在采訪中對“天下第一難事”進行了求證。去年畢業于川內某高校的盧先生，學的是生物專業，本來這是一個前景較好的專業。但盧先生至今未找到合適的工作崗位，搞生物研究，相關部門認為他還不夠格，進入與生物產業相關的企業，人家要求有至少兩年以上的從業經驗。

　　學市場營銷的李小姐，雖然被一家食品企業錄用，但李小姐并不感到這就是她的事業。她說，她的工作就是陪客戶吃飯、喝酒、喝茶、打

　　與李小姐比起來，成都勞務市場上的“藍領”們就慘多了。從資陽來蓉的羅永和，一無技術，二無關系，只身來成都闖蕩，身上帶來的幾百元錢已用作了求職場的門票費、中介費、食宿費，而至今未有一家單位接收他。

　　由于求職場上“僧多粥少”，因而也就形成了求職者合法權益屢遭侵犯的局面。在某工地上打工的周先生一行幾人干了一個月下來，不僅工資分文未拿到，倒被用工方收取了每人200元的押金。

　　“老板給我們買社保？不可能的事！”這是接受記者采訪的張先生的回答。張先生現在成都一家企業打工。他說，他們也知道用工單位應該給員工買社保，但如果提出這樣的要求無異于自動辭職，因為老板可以馬上炒了你魷魚，為了保住飯碗，他們只好自認吃虧。

　　原因

　　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

　　“誰叫你出生在這個勞動力資源過剩的年代？”成都一位長期從事人力資源管理工作的人士以調侃的口氣分析了勞動者就業困難的原因。這位人士認為，形成勞動力資源過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首先是最近10年來，高校大規模擴招，給城市就業帶來壓力。上世紀80年代高考人數與錄取人數之比為15∶1；到了90年代初期為10∶1；而進入90年代中后期則變為7∶1；進入21世紀后則變為2∶1。一些本來應該在農村就業的農村學生因高校擴招而進入了大學，畢業后自然將尋找就業崗位的目標放在城市。

　　其次，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一方面是農村進城務工農民增多，占據了一部分就業崗位；另一方面城市近郊農民，其賴以生存的耕地被征用，身份由農村居民變為城市居民，這也增大了城市就業壓力。記者獲悉，由某企業集團開發的成都生態經濟產業園區，就使1000多名農民進城當了城市居民，他們需要就業，需要吃飯。

　　四川省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胡光偉則認為，中國的就業壓力特別大還與我國人口基數過大有關。他說，盡管我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已有30年的歷史了，全國此間少生了上億人口，但由于基數大，新出生人口的絕對值仍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對于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出現的“民工荒”現象，四川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劉處長認為，這只是一種局部現象，并不表明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出路

　　多種思維多條路

　　就業難問題既非今日始，也非明日終。業內專家預計，即使到本世紀中葉，我國也難言由就業難變為就業易。就連國土面積與中國相差無幾，人口僅為中國四分之一，經濟比中國發達得多的美國，也將控制失業率、解決就業問題放在政府的首位，就業何等重要已不言自明了。

　　解決就業難題已成為目前中國各級政府的第一要務。政府可謂使出了“十八般武藝”創造就業崗位。

　　“除了進入企事業單位打工外，勞動者完全可以在自主創業上多動腦筋。”劉處長介紹，目前，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已在全國范圍內推廣SYB（即建立和完善你的企業）項目，該項目是國際勞工組織開發的創業模式，主要針對個人小本創業者進行輔導、培訓。“它比較客觀，不保證創業獲得成功。”劉處長說，但可以通過參加培訓，讓你了解自己是適合當老板還是更適合當打工仔。

　　成都中職學校則將“訂單式培養”作為提高中職學生就業率的手段之一。如成都市機械技工學校與廣州知名珠寶企業合作，開設珠寶制造及營銷業務培訓，效果很好。

　　加強用工制度改革。對原先行業壟斷程度較高和市場準入門檻較高的部門實行“陽光招考”，體現在就業上的“三公”原則。本報記者 楊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