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內部評級要走本土化道路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博士后流動站 尚金峰

　　巴塞爾新資本協議2004年6月頒布以后，如何在各個主權國家實施已成為全球銀行業廣泛關注的問題。筆者認為，內部評級法作為新協議的主要創新之一，其在各國的實施過程中可能因適用環境和金融生態的不同而引發模型風險，因此如何在內部評級法實施的過程中解決本土化問題，將是有效地降低模型風險的重要途徑。

　　內部評級法所代表的現代信用風險管理模型的設計理念、使用環境、及相應的數據及驗證方法，都是以發達國家的市場條件為基礎的。對這些國家來講，這些管理模型都是內生的，是在其長期的風險管理過程中逐漸積累而成的。對于中國這樣的轉軌經濟國家來講，這些模型則是外生的，外生的模型在適用性、有效性等方面會存在問題。如果不加區別地盲目引進，可能會由此引發模型風險。

　　與社會信用環境密切相關的是法律體系的建設。法律環境是內部評級法實施的基礎條件。從法律環境來看，中國也與十國集團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此外，中國獨特的金融生態還決定了其在區域金融風險上與發達國家的差異性，或者說，中國的金融風險在空間分布上存在著較大的異質性。新資本協議是十國集團內部協商的產物，其主要以成熟的市場環境為應用背景，而在這些國家內部，由于資本是充分自由流動的，因此地區間的風險差異并不十分明顯。而在中國資金并不是充分自由流動的，因此在各地區之間存在著較大的風險差異。而在統一的經濟體內的各個地區之間，不應當存在明顯的金融生態環境差異。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的研究結果將中國金融生態環境的差異歸結為經濟地理與文化差異、地區經濟發展路徑的差異、中央政府所主導的非均衡區域發展策略以及現行分權體制下各級政府行為的差異等。據此，他們確定了9項因素用以評價城市金融生態環境：經濟基礎；企業誠信；地方金融發展；法制環境；誠信文化；社會中介服務；社會保障程度；地方政府公共服務；金融部門獨立性。根據對以上9項因素的加權計算，他們得出了按9個級別分布的全國291個地級以上城市的金融資產質量的評級結果，其結果表明，中國地區間的金融風險差異達到10倍以上。

　　倫敦經濟學院(LSE)院長戴維斯認為，在內部評級法的實施中發展中國家面臨著許多困境，如資本化不充分的銀行發展歷史和不發達的金融市場；缺乏監管專家以及一些文化上的缺陷，而文化上的缺陷使監管者不愿意對所監管的金融機構提過較高的要求；此外，也許所有的國際監管標準的制定都未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特殊需要。這些標準往往過于復雜，很難在一些不成熟的市場中實行。

　　可見，內部評級法的實施是建立在一定的前提條件之上的，而中國現有的基礎條件與其存在著較大差距。此外，中國還具有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獨特之處：金融生態成為影響中國銀行業風險的主要因素。因此要成功、有效地在中國實施內部評級法，必須依據中國的具體情況解決好新資本協議的本土化問題。

　　社科院金融所的研究不僅表明地區間的金融風險差異較大是中國金融生態的一大特點，而且還進一步指出了金融生態與金融資產質量(金融風險)的相關性。其研究結論對內部評級法的實施工作產生了如下的啟示：既然地區金融風險較大差異是中國金融生態有別于發達國家的一大特點，而金融生態在中國這樣一個特殊的環境下又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了金融資產的質量，那么，在內部評級法的實施中，就不可能脫離具體的金融生態環境而一味地去追求形式上與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及國際最佳實踐的接軌。

　　內部評級法是在總結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多年來的金融實踐得出的結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體系設計上也有其合理性和先進性；但是，中國在金融生態、金融制度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獨特性，所以完全引進西方的管理模型或把原模型簡單移植都是不可取的。因此中國

　　內部評級法的本土化的核心內容之一是如何將對金融資產質量有極大影響的金融生態因素納入內部評級法的范疇。而在將這一因素納入內部評級法進行量化的過程中需要考慮如下兩個因素：第一，不可擾動內部評級法體系本身的構建過程，內部評級法本身需要與新資本協議的要求保持一致；第二，由于中國的地區金融生態正處于變動之中，因此應使其便于在量化中進行調整。

　　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需要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展開，但以內部評級法為代表的新資本協議更多地關注于銀行風險在時間上的分布，這體現了十國集團等發達國家的特點。實施內部評級法為中國的商業銀行提高風險管理水平提供了一條有效的途徑，但在具體實施方案上應充分考慮銀行風險在空間上的異質性這一中國獨具的金融生態特色，而本土化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必經之路。

　　內部評級法的實施的關鍵之一是本地化。由于內部評級法在最初設計時的前提假設上的限定，使其更適用于發達國家，因此發展中國家如何基于本國的具體環境實施內部評級法是成功與否的關鍵。

　　內部評級法本身為各國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提供了一個新的、對風險更為敏感的管理方法，同時也為類似于中國這樣的轉軌經濟國家提升銀行風險管理水平提供了一次機遇。但內部評級法所提供的各種方法是緣自于發達的市場經濟，而且其管理技術十分復雜，因此中國在實施過程中首先要解決好“洋為中用”的問題。要想實現“洋為中用”，就需對內部評級法產生的環境、發展的過程及實施的前提條件有比較深入的了解，然后才能在此基礎上將之與中國的金融生態相結合。

　　中國金融生態的特點是地區之間的金融風險差異較大，盡管一些商業銀行對此已給予了關注，并采取了相應的對策，但如何將地區金融風險差異這一獨特的金融生態因素納入內部評級體系依然是一個有待進一步解決的難題。

　　將中國獨特的金融生態納入內部評級體系之中是一個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的過程。新資本協議本身并未對此作出明確的規定，因為發達市場一直關注的是金融風險在時間序列上的分布，這是由其所具有的金融風險特點所決定的。

　　中國金融生態的獨特性已引起了學界和業界的廣泛關注，社科院金融所關于中國城市金融生態的研究報告表明地區金融生態的差異已極大地影響到了中國商業銀行的業務經營及風險管理。中國的一些商業銀行已經開始了地區評級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需要進一步將之與內部評級法的實施結合起來。

　　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可考慮將地區金融風險差異作為調整系數對內部評級法的評級結果進行調整，這樣既可保證遵循新資本協議的統一標準，又可根據金融生態的變化予以適時調整。

　　中國的商業銀行僅僅處于內部評級法實施的準備或開始階段，由于實施條件的限制和金融生態的原因，本土化將是一個長期的漸進過程。

　　盡管新資本協議從修改到最終發布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過程，但各個國家對其依然存在一些爭議之處，作為新資本協議主要創新之一的內部評級法更有多處需改進的內容。在中國實施內部評級法有許多的問題亟待解決，因此本土化亦需在實施的過程中逐步完善。

　　本土化并不僅僅是內部評級法相關標準的本土化應用，同時也要求在這一過程中有創造性地發揮內部評級法對銀行風險管理的積極作用。本土化不是簡單地將內部評級法與中國的實際加以結合，而是需要創造出新的方法、新的思路及新的路徑，這也是新協議允許各國在實施中要考慮到本國市場不同情況的根本原因。

　　對發達國家來講，內部評級法這些管理模型都是內生的，是在其長期的風險管理過程中逐漸積累而成的。對于中國這樣的轉軌經濟國家來講，這些模型則是外生的。如果不加區別地盲目引進，可能會由此引發模型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