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問題癥結：全球經濟失衡

　　上海證券報 記者 鄒民生 樂嘉春

　　人物志·劉煜輝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研究員、博士、本報特約供稿人。近年來在國家一級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十多篇，在國內外高級別學術會議上報告論文多篇。

主持并參與了《中國地區金融生態評價》等多項國家大型重點研究課題。

　　從全球經濟失衡看區域間金融結構扭曲

　　記者:中國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加之人民幣對美元升勢逼至8.01，再次引發全球對人民幣走向的關注。現在說法很多。你能否跳出金融的圈子，從全球經濟的角度分析一下?記得去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麥金農曾在本報發表文章稱，美國的貿易逆差和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的貿易順差，反映了全球金融體系中存在著嚴重失衡現象，這在很大程度上對人民幣匯率構成了巨大的壓力。您對此有何見解?

　　劉煜輝:的確如此。當今世界經濟最為顯著的特征莫過于:美國經常項目逆差不斷積累和中國等東亞國家經常項目順差迅猛攀升，兩國(地區)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經濟結構，即美國的高消費、低儲蓄與中國的高儲蓄、低消費，從而使得全球經濟陷入了越來越失衡的格局。2005年，美國對外債務總額超過2.5萬億美元，經常賬戶赤字高達8000億美元，占到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6.5%，美國的儲蓄率降低到0.3%以下；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亞洲國家外匯儲備超過2萬億美元，儲蓄率居高不下。2005年，中國居民儲蓄存款超過1.7萬億美元，國民儲蓄率高達46%。美國雖然儲蓄率幾乎為零，但依靠著世界經濟增長引擎和國際資本"避風港"的地位，吸引了源源不斷的海外資本，從而維持了經濟體系的順利運行。2005年，在中國河北香河召開的G20的央行行長會議中的公報非常明確地說:"全球經濟正處在失衡狀態之中"。

　　在此失衡格局下，當今美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有賴于一種"雙循環"機制: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于私人和政府的消費需求。在2000年之前，支撐美國消費需求增長的主要動力是證券市場的"正財富效應"。新經濟的泡沫破碎后，房地產成為支撐消費需求增長的主要來源。而房地產市場繁榮主要得益于低水平的長期利率。即便是從2004年6月開始，經過15輪加息，美國短期利率(聯儲基金利率)已經從1%提高到4.75%，但是同期美國的長期利率卻幾乎沒有變化，一直維持在歷史低水平。得以維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外國資本，尤其是亞洲國家的資本不斷流入美國，這些資本又來自于它們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摩根士丹利經濟學家史蒂·羅奇分析，如果不是因為這些流入的外資，美國的長期利率將比目前高出1至1.5個百分點。以這種"雙循環"為基礎，美國經濟與亞洲經濟成為共同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雙引擎"。

　　事實上，美國人已經成了全球的終極消費者，美國的消費能力遠遠超出美國的生產能力，兩者間的缺口就要由那些生產能力遠遠超過國內需求的國家來補足。美國從那些花錢節儉的國家購買產品，而這些主要分布在亞洲的國家則每天借給美國18億美元。

　　這對美國人來說一直是筆好買賣，美國人因此得以寅吃卯糧。過去幾十年，美國從生產型社會快速向消費社會的轉型，負債經營日益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政府增發國庫券，公司增發

　　當然，失衡態勢之所以能綿延至今，單向的獲益機制是不可能持續的。出乎很多經濟學家意料，在嚴重失衡的態勢下，世界經濟卻連續數年保持強勁增長。應該看到，美國以外的世界另一邊的人們也能夠從中受益。雖然歐洲大陸的消費者花錢總是縮手縮腳，歐洲央行對通脹過分謹慎，但受出口的推動，歐洲經濟依然能夠實現增長。對美出口也使得日本經濟免于進一步惡化。美國的市場和具有強大競爭力的高科技產業給外國公司和投資者提供了較其本國市場更能獲利的投資選擇，特別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經濟繁榮的年代。中國和東亞經濟體從某種程度上正在復制日本和韓國以往的成功經驗，希望憑藉強大的出口來使本國人民脫離貧困，并使本國經濟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遭受的打擊中恢復過來。

　　為了保持自身出口產品對美國消費者的吸引力，亞洲各經濟體或將其本國貨幣兌美元的

　　所以，美國人能在很少存錢的情況下購買并享用大量進口商品，而那些多儲蓄、多出口的國家則能增加其出口部門的就業崗位。美國人借錢，其他國家放貸。一段時間以來，幾乎所有的人都對此感到滿意，當然，那些在美國失去競爭力的產業，比如

　　美國主導的全球產業格局變動誘發全球經濟結構調整

　　記者:那么，是什么因素導致了全球經濟的失衡?在全球經濟失衡中，人們更多的是觀察到了全球金融體系的嚴重失衡，卻很少關注到在金融失衡現象背后的美國產業轉移和產業創新的深刻影響。您對此怎么看?

　　劉煜輝:正如歷史的演進的規律------偶然之中滲透著必然，回顧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美國經濟，非常有趣，當下這種全球失衡態勢似乎是在美國人的不經意的一系列經濟政策的調整中而形成。

　　驅動美國產業轉移和產業創新的動因來自其經濟體內部，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其傳統產業國際競爭力顯著下降，原因主要是兩條:一是凱恩斯政策采取大政府和高福利，使得美國經濟增長的社會成本極其高昂；其二是過度個人主義，過度金融創新所刺激的過度消費加上過度法制，迫使企業出走。

　　上世紀八十年代里根搞星球大戰，一邊搞軍備競賽，一邊搞減稅，減稅的目的當然是保護企業家利益，削弱大政府，削減福利。但是這觸動了美國的既得利益階層，而且美國已經進入老齡化，所以減稅的結果是財政收入大幅減少，出現了非常巨額的赤字。

　　在巨額赤字的背景下，必須要保持低通貨膨脹。因為美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儲蓄率就已經非常低了，所以美國不能像凱恩斯時代那樣把自己當成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美國的國債和投資都要靠外國資本來維持，如果通貨膨脹率高的話，資本就要外逃。美國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上世紀六十年代，一直是以持續高通脹來解決就業問題；到八十、九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美國通脹反而非常低，主流經濟學家一直盛贊里根、克林頓時代經濟政策如何如何成功，事實上很多政策也是困頓之形勢所使然，如果通脹高，大量資金就會外逃，美國經濟就會崩潰。

　　維持低通脹的主要手段就是高利率和強勢美元政策，來吸引國外資本流入以支撐龐大的投資規模和政府開支。而高利率和強勢美元必然導致美國資金和勞工成本不斷攀升，傳統產業國際競爭力的不斷下降，產業不斷外移就成為必然。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制造業開始外移，包括紡織業、鋼鐵業、汽車業，現在只有幾個實體產業留在美國國內，一個是好萊塢的高附加值傳媒娛樂產品、一個是軍火、一個是飛機，再一個是IT，IT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過度投資，雖然這個產業的制造業部分也大規模地外移，但軟件核心還在。

　　能維持低通脹的另一個原因就是產業創新。光有產業外移，沒有產業創新，就會產業空心化。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美國教育科研機構、企業和政府一起努力，巨額投資催生了新技術革命和以IT業為代表的新經濟產業的崛起。新的經濟形態和新的產業結構，不僅使美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經歷了二戰以來最長的一次經濟增長，而且其整體經濟體抗沖擊能力和化解危機的能力明顯增強。從亞洲金融危機到"9·11"事件再到伊拉克戰爭等等，基本上沒給美國帶來什么影響。盡管國際原油等能源品價格不斷攀升，但整個九十年代美國都維持著非常低的通脹率，正如格林斯潘所說"今天美國經濟的發展，已經不存在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原材料的上漲完全可以由企業自身來消化"。美國商務部長伊文思也說過"通貨膨脹看來仍基本處于控制之中。幸運的是，我們的經濟不再像二三十年前那樣偏向能源密集型，現在較過去更為高效"。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在美國或許真的不存在了，美國的產業都是居于世界尖端的高科技產業，軍工、軟件、傳媒、數控機床、飛機，大部分是擁有高額壟斷價格的超利潤率產品，屬于高附加值含量的產品。全球能源、原材料價格的上漲，不過是收縮了部分利潤空間，基本上可以在企業內部得以消化。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當下的美國經濟可能比想象的要健康得多。

　　越是產業外移，越是需要能保護既得利益的霸權地位。美國的霸權早已不僅僅是通過在生產領域(技術優勢)，也不僅僅是通過在流通領域的優勢(國際貿易)，而更主要依靠著在金融領域的優勢地位，特別是美元的特殊地位，從世界經濟中牟取剩余，維持其高水平的消費。

　　在當今貨幣競爭的格局，截至2005年底，美元在國際結算中的比重為65%，在各國官方儲備中的比例則高達75%，是當之無愧的霸主貨幣。歐元、日元和英鎊等貨幣地位雖然重要，但遠遠遜于美元。而日本以外的東亞國家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影響相當有限，只能屬于普通貨幣。貨幣地位的不對稱決定了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利益分配不對稱。麥金農將這種國際金融秩序概括為"美元本位"，并據此認為，布雷頓森林體系在當今世界特別是在東亞地區事實上依然在延續。

　　東亞國家將出口所得的貨幣收入(主要是美元)，通過中央銀行公開市場購買等形式轉化為外匯儲備。鑒于美元的重要地位，相當部分外匯儲備以回報率較低的美國政府債券的形式持有。美國將海外資金的一部分用來從事利潤率較高的研究和開發以及銷售和服務(即"微笑曲線"的兩端)，提升本土產業的競爭實力，另外一部分則以回報率要求比較高的投資資本的形式又返回到東亞國家。

　　可以這樣說，美國憑藉著里根、克林頓時代的"深謀遠慮"，成功實現了產業轉移和產業創新，引導并構建了當今世界的產業格局。現在的美國人在獲取高端產業的高額壟斷利潤的同時，卻享受著由東亞供給的、最便宜、實惠的衣食住行，盡管外在的表象是巨額的貿易逆差。美國和東亞國家之間這種獨特的循環鏈，使得亞洲不僅是美國人最大的生產基地，還是美國人事實上的銀行。美國的研發費用和海外投資中的相當部分都來自于東亞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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