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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崢
“趙新先案”的發展是在情理之中，這從2004年5月趙新先“謝幕”時三九集團高額的債務中就能感覺得到。去年趙新先被捕，實際意味著國企高官退休離職的“安全嶺”已經開始消失：趙新先是在離任一年半以后被突然刑事拘留的，按照一般的理解，這一年半的時間應該說是國企退休負責人度過了“危險期”進入“安全期”的征兆，這也是趙在這個時間
被拘讓很多人頗感意外的原因。再加上趙新先曾身兼三九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總裁和首席執行官四職以及相當于中將的“文職二級”軍籍背景，這樣一個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國企離任高管在退休一年半后被拘，“安全風水嶺規則”破碎的風向標意義更加明顯。
記得在當年長虹的倪潤峰和三九的趙新先等先后“謝幕”時，曾經掀起過一陣關于創始人型國企高管人員現象的討論，筆者當時就曾指出過：長虹MBO計劃的擱淺是導致倪潤峰“謝幕”的原因之一，而三九高額債務纏身則是趙新先“謝幕”的根源。現在看來，其實那個階段也是一個中國非壟斷行業國企發展的“分水嶺”：完全依靠國企背景資源進行企業粗放式擴張的發展模式在逐漸走向終結。為何說那個階段是“分水嶺”？因為雖然三九等國企發展中有相當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但是這些依然不能抹去其國企所特有的背景優勢：寬松的銀行信貸環境、獨特的上市融資資格、地方政府和行業主管部門的特殊支持等。而從目前如火如荼的清理上市公司歷史問題和國有銀行法人治理結構改造來看，當中國經濟發展需要一個正常的資本市場和不是“國企提款機”的商業銀行時，這些在獨特背景下長大的國企現在必須面對一場更加公平、規范和市場化的游戲了。
如果說法人治理結構是全世界所有企業心中隱隱的痛，那法人治理結構更是中國國企改革中撕心裂肺的痛。面對執著前行中的國企改革，“趙新先案”或許正是一個遲到的國企粗放式擴張結束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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