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證券報 記者 蔡國兆 實習生 彭友
路向迥異、各自都曾輝煌一時的兩種區域發展模式近來出現了明顯的“合流”現象。長三角地區不少專家日前接受記者采訪時稱，蘇州模式與溫州模式在涉及基本理念的一些重大方面出現了趨同現象。
“‘蘇溫合流’現象表明一種更為成熟的發展共識正在長三角地區逐漸成型。其經驗將對中國各大區域的發展理念產生重大影響。”浙江大學教授史晉川說。
現象：兩種反向運動
日前，蘇州市統計局公布的一份分析報告宣稱:民營工業與高新技術產業、大型企業已經成為拉動蘇州工業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
這份不到1000字的報告，被視為“蘇州模式”路向突破的重要證明。一系列數據表明，蘇州模式正由外資拉動向內外并舉轉化。
2000年初，蘇州規模以上民營工業企業不到500戶。5年時間，蘇州規模以上民營工業企業的數量翻了三番，達3465戶，在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占比過半。2005年，蘇州私營個體經濟完成投資563.29億元，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占比首超三成，達30.1％，民營工業銷售收入逼近3000億元，占全市規模以上工業比重達30％左右。
而在民營企業占工業產值的95％以上的溫州，情況卻在發生相反的變化。據溫州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提供的資料，2005年，溫州新批外商投資企業224家，比上年同期增加42.7％，總投資211480萬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91.6％，合同外資89069萬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6.0％，實際外資35708萬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0.7％，總投資、合同外資、實際外資金額均創歷史新高，其中合同外資和實際外資同比增幅在浙江全省均排名第一。
原因:各自不同的困境
蘇州、溫州的轉型源于兩個城市面臨的困境。
蘇州模式濫觴于20世紀80年代以政府主導發展鄉鎮企業為重要特征的"蘇南模式"。在"蘇南模式"遭遇困境后，蘇州利用毗鄰上海的優勢，迅速轉向引進外資和產權改革的道路。2000年至2005年，蘇州地區平均每天就有2家外資企業開業，外商實際投資累計近200億美元，比"九五"期間增長1.6倍。在外資的強勁推動下，蘇州無論在GDP的增速、還是GDP總量方面都位居全國先列。
但蘇州的發展近年越來越多地面臨"只長骨頭不長肉"的質疑。以外向型經濟實現經濟二次騰飛的蘇州付出了三大代價:一是民族工業日漸衰微，一些曾經輝煌的品牌消亡；二是技術外來、資本外來、生產的產品主要外銷，經濟對外依賴性非常強，發展前景具有不確定性；三是雖然人均GDP在長三角地區處于前列，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并沒有達到相應的水準。蘇州人生活并不富裕。
正是基于這種反思，蘇州市委、市政府下發了《關于促進民營經濟騰飛的決定》，要求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職能、強化服務，營造環境，2006年底前實現全市民營經濟基本實現主要經濟指標比2003年翻一番，使蘇州成為全國民營經濟發展的先進地區。
在蘇州經歷變革的同時，溫州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溫州市委書記王建滿將溫州的困境概括為三個方面，產業發展難以為繼；要素難以為繼；環境承載難以為繼。其本質是產業結構演進緩慢，經濟發展后勁不足。在此影響下，溫州經濟增速趨緩，綜合經濟指標相對滑坡，GDP增速出現連續幾年省內排名靠后的狀況。
據了解，溫州目前有30萬家企業，但絕大部分卻是低、散、小，稱得上規模企業的只有六七家。產業結構基本上還是集中在勞動密集型、低加工度、低附加值的傳統制造業。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評價說，沒有品牌、同行之間價格血拼，導致溫州產品的利潤空間越來越窄，甚至只能依靠外貿的差價存活。照這樣的路子走下去，溫州企業前景堪憂。
史晉川更是指出，溫州資本雖然名聲在外，但其外擴只是傳統產業在空間上作了一個平面擴張，并不涉及產業、技術、產品升級和傳統產業改造。
針對這種“病癥”，溫州市委、市政府開出的藥方是“以民引外、民外合璧”。溫州市政府提出了招商引資“一號工程”和“12345”工程，其中“12345”工程提出三年引進世界500強企業10家、擁有銷售產值超10億元的大企業大集團30家以上等要求。
“溫州希望通過引進外資解決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問題。外資進入溫州決不是一個簡單的資本問題。溫州不缺資本，但外資進入的‘鯰魚效應’將帶來新的產業發展理念、新的資源配置理念、新的技術和市場信息，促進溫州產業升級、企業技術進步以及企業組織形式的轉變。”史晉川說。
昭示：新發展模式正在興起
蘇州模式已從外源性經濟向內外源并舉發展，而溫州模式則試圖通過內、外源經濟的嫁接、融合激活內源經濟的活力。在這一方面，蘇、溫合流的趨勢已經相當明顯。
但史晉川指出，除了“內源性--外源性”這對矛盾體，蘇州模式與溫州模式還存在“政府--市場”的矛盾關系。
在這一方面，蘇州模式與溫州模式也出現某種程度上的趨同態勢。蘇州模式是一種強勢政府主導下的經濟發展模式。在蘇州發展民營經濟的努力中，人們依舊可以看到強勢政府的身影。但由于發展民營最為本質的意義就是構筑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在微觀經濟主體多元化的同時，隨著市場力量的強大，政府力量退出市場勢成必然。
事實上，蘇州市政府也在盡可能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早在2002年，蘇州就削減審批事項33％，建立行政服務中心，將40個部門的596個審批及服務事項集中進駐中心，實行"一站式"服務。目前，蘇州正在進一步推行政府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使政府在市場經濟發展中既不越位，也不缺位。著名經濟學家、南京大學博導洪銀興教授認為蘇州模式正在發生巨大變化。其新內涵包括:以開放為基礎的"速度型質量"的發展模式；外資、民資和上市公司充滿活力的所有制結構；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并舉；規模企業為主體；市場管經濟發展，政府管社會發展。
而在溫州模式正經歷的這場變革中，溫州政府的強勢介入已經引起了某些層面上的不安。普遍的觀點認為:以無為著稱的溫州政府正向"有為"轉化。史晉川認為溫州模式目前出現的變化是，“按照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按照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要求，政府積極主動的引導作用在增加，相對改變了原來地方政府在區域經濟改革的制度創新中相對無為的狀態。”
“我們不能說，沒有溫州政府的這種介入，溫州產業結構就不能實現轉型，但無疑，政府的介入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加速這一進程。一個政府從‘無為’到‘有為’，只要定位正確，合理界定在哪些方面‘有為’，其對經濟將起到很大的推促作用。”史晉川說。
從蘇州模式與溫州模式的發展路徑中，人們可以看到，溫州是先做內源民營化，到一定階段后，政府加強外向型經濟的發展；而蘇州是政府先發展外向型經濟，再做內源的民營化。兩地政府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不約而同地進行了制度變遷，力圖克服模式內部缺陷，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不管這兩種路徑哪種更加容易一些。但無疑，"一種市場主導、政府增進，也就是政府在尊重市場的基礎上順應發展要求去推進的發展模式正在長三角逐漸興起。"史晉川說。而在嘉興等浙江北部的城市，政府們宣稱，我們的發展模式就是溫州模式與蘇州模式的結合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