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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楊哲宇
在本報獨家獲得的陳久霖案法庭辯護詞中，辯護人提出了“監獄大門鈴聲”的原則，作為要求為陳久霖減罪的根據。這一原則是，“對于從無犯罪記錄的人而言，被定罪和發現自己身陷囹圄的事實已是很重的懲罰，因此在一些特定情況下，短期監禁應已足夠�！�
這一意見是否正當、法庭會否采納，我們現在姑且不論。但如果揚棄其減罪的內涵，甚至對“在一些特定情況下”反其道而行之，如對于陳久霖這樣明知故犯、屢次過線并造成嚴重后果的被告，加大懲處力度，那么，“監獄大門鈴聲”這一表述，意蘊豐富，凝練警策。對于潛在的陳久霖的同路人來說，它具有警醒和嚇阻的作用，對于我國資本市場乃至全社會的法治進程，也具有借鑒和催化的作用。
在中航油事件中，以陳久霖為主的責任人，對法律法規的淡漠、無知和隱隱透出的蔑視，簡直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當他們擅自開展衍生品交易時，當他們在財務報告中虛報互換交易營業收入、漏報數億美元虧損時……法律的尊嚴一次次被肆意踐踏。
類似的事件已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漠視規則，在一定范圍內、在一定程度上已成為一種“集體的無意識”。任舉幾例：闞治東“臨危受命”主掌南方證券之初，他就曾公開力陳挪用客戶保證金的“合理”與“必要”；當黃宏生挪用上市公司募股資金在香港被控“盜竊罪”時，許多人士流露出某種同情：這也算個事？
“規則盲視癥”的病根在哪里？從歷史傳統上說，我們缺乏雅典式的以法律為基礎的產權結構，也沒有像羅馬人一樣精心設計出一套嚴密的民法體系。相反，幾千年以來，封建政權對稀缺資源具有任意的配置權；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們又習慣聽命于“上級指示”和“紅頭文件”。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92年市場經濟地位確立和2001年入世以后，我國法制進程不斷提速。如今，“有法可依”的目標已經初步實現，但“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仍然是需要付出艱辛努力才能實現的目標。如果違法成本與收益嚴重不匹配，法律便不可能成為有效規范公民行為的“硬約束”。
為了實現法治這一事關民族興衰的目標，我們奮起直追猶嫌不足，更遑論游移彷徨。
新加坡法院對陳久霖的審判，針對的是在該國法律框架下，陳作為公司總裁履行職責的問題，并沒有指控他引發公司巨額虧損一事，那么，我國司法部門職責所在、理當控訴的事項，是否也應該緊追不放呢？
“監獄大門的鈴聲”應當在“河邊行走之人”耳畔響徹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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