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商業銀行體質區域性差異明顯

　　上海證券報 

　　《銀行家》研究中心《中國商業銀行競爭力評價》課題組組長王松奇 副組長劉煜輝 歐明剛

　　2005-2006年度中國城市商業銀行的總體財務評價

　　資產規模擴張速度明顯趨緩，資本補充速度顯著加快，大幅超過資產規模擴張速度。

　　2003年，監管部門開始推行嚴格的資本監管。2005年，銀監會祭出一道"生死令"，要求在2006年底前，絕大多數城商行資本充足率要達到8%，否則將面臨退市的危機。然而嚴峻而且糟糕的現實是，2004年年底，全國113家城市商業銀行的總體資本充足率僅為1.36%，相反不良貸款率卻高達11.7%。

　　一般而言，商業銀行彌補資本金缺口大致有五種調整辦法:上市發行

　　所以，目前調整資產結構，控制風險資產的規模，同時大規模引資(民資、外資)補充資本金是保證資本充足率盡快達標的一個最容易操作的辦法。2003年全國城商行資產平均增速高達25.37％，超出資本增速7個百分點，表現出典型的粗放型經營模式，2005年，預計資本增速將首次大幅超過資產增速，高達24.88％，是同年資產增速的兩倍。這是非常可喜的跡象，意味著城商行經營模式開始轉型。

　　資產質量顯著改善，近30家城商行(不良率超過30％)初步擺脫了高危狀態。

　　數據顯示，2004年，各地方政府為化解城商行風險投入的資金總額高達233.64億元，其中彌補財務虧損19.86億元，剝離不良資產50.07億元，置換不良資產163.71億元。全國有近30多家高風險狀態的城商行通過政府的土地置換、貸款置換等方式進行了資產置換，不良貸款余額和占比大幅度下降，初步擺脫了困難局面，甚至少數問題銀行一躍成為了"指標意義"的好銀行。

　　從全國看，不良信貸比率從2002年的17.70%大幅下降至2005年的10％以下，全國117家城商行中，有11家趨身資產質量優良之列(不良率低于2％)，2002年這一級別僅3家。此外，高危銀行數量大幅下降，2002年超過一半以上的城商行(66家)不良率超過15％，而2005年這一數字下降了近一半。

　　資本補充大幅提升，資本充足率差距懸殊，長期面臨資本不足的困境。

　　截止到2005年9月底，全國城商行平均資本充足率僅為2.70％，其中核心資本比率為1.80％，相較2004年底的1.36％的水平已經有了很大進步，經過各方努力，提高了近一倍。全國城商行新增資本金近110億，但資本補充呈現明顯的馬太效應，有近20家城商行補充過億，中心城市的大型城商行占據了絕大多數份額。

　　此外，按照

　　根據巴塞爾委員會的有關規定，商業銀行補充資本的渠道包括留存盈利、增資擴股、公開上市、發行次級債券和發行可轉換債券等。但對于城商行來講，情況似乎并不樂觀。首先，迄今為止，尚未有一家城市商業銀行實現公開上市，并以此補充資本。以上市標準來衡量，絕大多數城市商業銀行無法達到，尤其是在資產質量和信息披露方面；其次，根據監管部門的規定，只有上市銀行才可發行可轉債。城商行中目前也只有上海商行和南京商行這類與監管部門談判能力強的準上市銀行，分別獲準發行了30億元和10億元次級債券。縱使一些城市商業銀行達到了發行標準，也會面臨巨大的發行壓力。

　　如此一來，大多數城市商業銀行只能依靠留存盈利和增資擴股來補充資本金。但在城市商業銀行盈利能力普遍不強，增資擴股無法頻繁進行的情況下，可以預見，城市商業銀行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無法擺脫"資本不足"的困境。

　　近年來城商行盈利能力顯著提升，虧損面大幅減少。

　　近年來，城商行的盈利狀況有了很大改觀。全國城商行的平均利潤率從2002年的0.33％穩步上升至2005年的0.65％，在全國117家城商行中，有23家預計2005年資產利率超過1％，達到國際好銀行的水平，而2002年才1家。近50％的城商行能超過0.6％(監管標準)，而2002年只有13家能達到這一水平。虧損面大幅減少，預計2005年只有5家城商行可能面臨虧損，而2002年有近20％的城商行虧損。

　　整體局面固然可喜，但也要清醒地認識到，近年來城商行整體經營環境的改善是提升銀行績效的重要因素。自2003監管當局實行嚴格資本監管以來，國有商業銀行流動性過剩問題日益凸現，銀行間市場利率低企，對于將同業市場作為重要資金來源的城商行，無疑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利差。此外，部分城商行剝離處置不良資產，銀行財務費用大幅降低也是原因之一。

　　絕大多數城市商業銀行未能按照五級分類的要求提足撥備。

　　截至2005年9月，全國平均撥備覆蓋率僅為21.85％，貸款損失準備未提足而產生的缺口高達519億。全國117家城商行中，撥備能完全覆蓋不良信貸的(超過100％)僅有8家，按照國際銀行業撥備覆蓋率70％的標準考察，也只有16家。近70％的城商行(87家)撥備嚴重不足(不足40％)，其中，44家基本上可以說沒有計提(不足15％)。

　　從另一個視角分析，當前一些城商行的盈利水準也存在諸多水份。如果城市商業銀行提足撥備，大多數銀行將因此變為虧損，資本充足率大幅下降。無論是盈利能力，還是安全狀況均將出現大幅下滑。

　　中國城市商業銀行財務評價態勢分析

　　從規模態勢分析，城商行盈利能力呈現一定程度的規模效應，然而一家銀行的規模大小并非是銀行盈利的最主要因素。

　　我們把全國117家城商行按資產規模劃分為三類:資產規模在200億以上的共23家，劃為大型城商行；其中北京銀行和上海銀行資產超過2000億，接近全國性股份制銀行的標準，也可將其歸為超大型城商行；資產規模在100億-200億之間的共計26家，劃為中型城商行；資產規模在100億以下的共計66家，劃為小型城商行。

　　總體上看，城商行盈利能力呈現一定程度的規模效應，大型城商行好于中型城商行，中型城商行又強于小型城商行。然而一家銀行的規模大小并非銀行盈利的最主要因素。這一點我們從散點圖可以看出，城商行的資產利潤率與資產規模并沒有顯著的關聯關系。在2005年度中國盈利最好的36家城商行中(資產利潤率大于0.8％)，既有杭州、南京、天津、大連、東莞等大型銀行(資產規模在50億美元以上)，更多的是臺州、金華、南充、焦作以及馬鞍山等的小型銀行(資產規模在5億-8億美元)。從一個側面說明，社區銀行仍然是、也完全可以是一種盈利性很高且具有長期穩定性的商業模型，規模擴張、上市、"捆綁"重組并非中國城市商業銀行未來發展的惟一模式。

　　其他方面諸如資產質量、資本、流動性并未表現出明顯的規模效應。就資產質量而言，大中型銀行相當，但較明顯地優于小型銀行，反映出廣大中西部二線城市的地方治理環境(金融生態)有待改善，就資本而言，大型城商行顯著優于中小銀行，說明大銀行資本補充能力要強得多，目前大銀行多數處于東部中心城市，良好的區位優勢和城市本身的輻射能力，是外資進入的主要關注點，在目前已經完成引入國外戰略投資人的9家城商行中，除南充商行外，8家都是中心城市的大銀行。此外上海、南京商行還獲準發行了次級債。

　　從城商行區域態勢分析，分散于各地的117家城市商業銀行呈現出明顯的地域特征。

　　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對外開放程度、歷史文化傳統、社會習俗、地理環境乃至地方治理都存在很大差別，地區差異一向就是中國經濟的一個突出現象。分散于中國廣袤大地的117家城市商業銀行自然就呈現出明顯的地域特征。

　　遵循一般分析模式，中國可以分成東、中、西三大經濟地帶。本項研究中，我們根據近些年中國地區經濟發展變化，在以上基礎上，做了些許調整。將經濟最活躍的東部地區進一步劃分成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和閩南四大經濟區，內陸西部地區按照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劃定為西部12省市自治區(包括廣西、內蒙古、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中部地區將吉林和黑龍江劃出，只包括中部六個省區(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東北三省單獨成為一個地區。此外，由于北京商行、上海商行資產規模超2000億，接近股份制銀行的等級，在城商行中屬于"巨無霸"，為避免對區域平均的影響，我們也將其劃開考量。

　　從資產質量分析，地處長三角地區的城商行普遍優良，地區經濟快速增長、司法公正、重商主義的人文傳統支撐起良好的社會誠信文化，這是作為社區銀行的城商行健康成長不可或缺的土壤。相較而言，浙江的城商行資產質量又整體好于江蘇和上海，截止到2005年9月底，浙江省內8家城商行平均不良率不足3％，江蘇省內11家城商行不良率為4.61％，上海商行為4.55％，中國城商行所轄地區政府的強弱始終是一個影響資產質量的關鍵因素。令人稍感意外的是，一直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珠三角地區，其發達的經濟基礎與誠信文化的缺失極不相稱。截止到2005年9月底，地處珠三角的僅有五家城商行中，珠海商行不良率居然高達53％，廣州商行高達40％，湛江商行17％，東莞、深圳商行也接近10％。此外，早在2002年，汕頭商行就因嚴重資不抵債而宣告破產，開了中國城商行破產的先河；2003年，佛山商行也因虧損累累最后被興業銀行收編，加之當下廣發銀行的財務危機，珠三角地區城商行的嚴重危機暴露了該地區金融生態環境欠佳的境況。

　　此外，內陸幾大區域的城商行的不良率顯著高于沿海地區，其中中部六省的城商行的，平均不良率高達17.25％，僅次于珠三角。東北三省由于近年來地方政府的積極努力，不良率由30％大幅下降至13％，許多高危狀態的城商行危機有所緩解。

　　就資本情況分析，長三角地區城商行平均資本充足率高達8.41％，已經達到監管部門8％的要求，當然若不計入上海商行的話，平均資本充足率為6.33％，離監管層要求還有些距離，這主要是由于蘇北地區的大部分城商行資本金嚴重匱乏所致(江蘇省僅南京和蘇州兩家城商行資本充足率超過8％)。長三角地區的經濟活力和優良的金融生態環境，是外資參股中國城商行最重要的選項，自1999年以來，上海、南京、杭州、寧波等中心城市的大型城商行先后引入了外資，上海、南京獲準發行了次級債，浙江省內的城商行的民營化運動也是資本金的重要補充機制。

　　相較而言，中國其他地區的城商行就沒有那么幸運了，資本金普遍匱乏，特別是珠三角、東北、中部地區的城商行多數都處于技術破產的狀態。不過2005年以來，部分地區在地方政府的主導下，開展了大規模的引資和資產置換的城商行搶救運動，資本金補充速度奇快，東北地區城商行的資本增速竟高達70％，中部諸省也以40％以上的速度在增長，不過即便如此，歷史包袱依然沉重。

　　就盈利能力和流動性而言，中國各地區城商行并沒有表現出那么明顯的差異。長三角、環渤海地區城商行與東北和中部地區差異不大，長三角和閩南地區城商行的流動性稍強。這主要和目前大多數城商行市場定位模糊，業務模式單一相關聯。(本文為原報告摘要)

　　改善金融生態是城商行改革關鍵

　　目前中國城市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大致占整個銀行業資產規模的5.14%，雖然其市場份額不大，但卻承擔著為中小企業提供間接融資服務、面向城市居民提供金融服務和為地方政府基礎(或公共)設施建設提供融資的三大任務。

　　由于地方政府一股獨大的控股地位和其它股東的地方性，降低了股份有限公司的組織和運行效率，也為一些地方政府干預城市商業銀行的運行帶來了便利，并為城市商業銀行的金融風險埋下了隱患。從深層次講，復雜的城商行問題背后反映出政經體制的沉重話題。

　　由于在分稅制下政府間稅權和支出水平仍然由上一級政府決定，這就使得上一級政府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改變分配的規則，而上、下級政府的財政卻是相互獨立的，這樣，可能造成的直接結果是，在各級財政之間比較，越往上級資金越充裕，越往下級財政越艱難。

　　此外，在現行體制的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中，作為理性的經濟人，委托人(中央政府)經常會把GDP、稅收增長率、就業率等作為評價地方官員的主要依據。在這種政績考核的壓力下，一些地方政府自然會設法尋找財政收入的替代品。在存在著越來越大的客觀需要但正規制度又不允許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只能轉而加強對地方金融機構的控制，推行花樣翻新的金融"創新"，試圖用金融手段來替代本應由財政手段發揮的功能。

　　這些方式的誘人之處不僅在于還本付息壓力不在本屆政府任期內實現，而且還有現階段中國金融體系固有軟預算約束做支撐。一屆政府任期5年，而城建打捆融資貸款期限一般在10年以上，在沒有法定的政府負債額度(比如債務依存度、公債負債率、公債償債率和地方居民應債率)約束的情況下，這種償還責任對舉債者(地方政府)來說是標準的"軟約束"，它不但導致地方

　　從這個意義上講，城市商業銀行的改革必須是自外而內的方式，地區金融生態是關鍵，地方政府是關鍵。即便是城商行引資重組形成了股權多元化的公司治理，如果不能有效擺脫地方政府這座大山，依然是寸步難行。如果說城商行的財務重組、引入戰略投資人、股權多元化等等是"物理變化"，那么改革地方政府治理、改善地區金融生態就是"化學變化"。

　　"金融生態"是央行周小川行長近年來提出的一個非常重要且具有創造力的仿生學概念，它借用生態學的理論，為我們理解金融體系的運行及其同社會環境之間的相互依存、彼此影響的動態關系，提供了新的科學視角。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2005年度一項研究成果表明，地方政府、經濟、司法等構成金融生態最主要的影響要素。對地區金融資產質量好壞發揮著重要影響。城市商業銀行為我們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一個極好的適例。

　　簡單將地區的不良率和估計損失率來代表一地區金融生態環境，我們發現外部金融生態環境之優劣是決定城商行經營績效地區性差異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其中金融生態中最主要的兩個因素政府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商行績效產生重要影響。

　　由于中國地區相關私人部門經濟總量統計數據的缺失，故此我們選取了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為替代。一般私人部門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居民收入水平更高，這或許是江浙兩省之間的一些差別。實證證據顯示，城商行的經營狀況與地區私人部門經濟發展顯著相關。可以說，民營經濟的發展，有直接夯實地區信用文化基石的積極效果。在這樣的外部環境下，城商行的經營績效普遍不錯。我們也發現，城商行的經營狀況與地方政府一般性性財政收支的缺口高度負向關聯，意味著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是否充裕往往從某種意義上決定了它們對城商行施予影響的性質和強度。

　　我們還發現，國內金融市場不完善，以及在合法的融資渠道不暢的情況下，由于四大國有銀行在中國基層的撤并和調整、貸款權限的上收等使得地方金融出現空洞化，曾被一些地方政府視為包袱的城市商業銀行自然就成為了地方政府獲取金融支持的重要渠道之一。對于這些地方政府來說，控制城商行等地區僅有的幾個融資渠道是緩解地方財政收支矛盾的一種次優選擇。

　　因此，我們認為，城市商業銀行的改革，關鍵是要進一步改善地區金融生態，使城市商業銀行的面貌有一個質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