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市場與自主創新國家戰略

　　本報評論員 王 梓　主持

　　實習記者 　喻 平 劉穎婷

　　北京報道

　　自主創新標志著我國國家戰略重要轉型。去年10月，十六屆五中全會明確,將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科學技術發展的戰略基點和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而形成自主創新的基本體制架構，則需要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

　　以市場為導向的自主創新體制之構建，離不開資本市場的推動。以資本創新推動自主創新，是當下的現實選擇。近期，本報特邀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負責人、中共中央黨校客座教授祁斌，清華大學副校長康克軍，紐約大學金融學教授、長江商學院訪問教授梅建平，深圳證券交易所總經理張育軍共聚長江商學院，就自主創新與資本市場創新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是為21世紀北京圓桌第76期。

　　自主創新：轉變增長方式的必由之路

　　《21世紀》：去年10月，十六屆五中全會將“自主創新”明確為我國的國家戰略，首先，請各位談談在目前背景下自主創新戰略的理由和意義。

　　祁斌：我們怎樣理解自主創新的國家戰略?如果我們將眼光放長遠一些，從歷史的縱深角度來觀察世界經濟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的發展軌跡，就能更好地理解“自主創新”這一戰略在目前這個歷史時期提出來，具有怎樣的現實意義和深遠影響。

　　戰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粗略地劃分一下，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這個階段，隨著戰爭的結束與和平的到來，長期壓抑的民用消費被釋放，催生了經濟的持續增長，所以，歐美日等國經歷了非常迅速的經濟恢復和發展階段。但這種發展必然會因為民用消費的逐漸飽和而漸趨瓶頸，事實上，這一增長階段持續了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就進入了以滯脹為標志的第二階段。

　　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一些主要發達國家無一例外地進入了消費低迷、經濟增長乏力的滯脹狀態。在這個階段中，美國經濟較好地解決了發展瓶頸的問題，從七十年代末期開始的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高科技浪潮，一直延續到八十年代，引領美國經濟逐步走出低谷。有數據表明，在七十年代末期以前，高科技產業在美國經濟中的貢獻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從1979年開始特別明顯，高科技產業對美國GDP的直接貢獻基本上在百分之十左右，加上其溢出效應，實際上幫助美國實現了可持續的增長。進入到九十年代，以網絡和生物等技術為代表的新經濟來勢洶涌，進一步推動美國經濟實現了新的前所未有的增長。而反觀歐洲和日本的經濟，至今仍然未能走出低增長的困境，在高科技和新經濟的洪流之中，也處在甘拜下風、亦步亦趨的尷尬境地之中。

　　超過半個世紀的滄桑變遷給予我們的重要啟示是，在初級消費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漸趨飽和之后，美國經濟之所以能夠異軍突起，是緣于其強大的創新能力。

　　1979年，我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釋放了此前長期壓抑的社會消費需求，也由此推動了至今為止二十六年的高速經濟增長。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稱，“在人類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過如此多的人，在物質生活方面經歷如此快速的改善。”的確，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成長為進入新世紀的中國提供了崛起的堅實基礎，特別是，如果對比九十年代以來中國與日本、德國等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可以看到在中國經濟的強勁和持續增長的同時，這些國家一直徘徊在消費低迷、增長乏力的窘境。

　　但是，“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在為我國經濟的偉大成就感到自豪的同時，我們要警示自己的是，如果將近三十年的初級消費拉動的經濟增長接近瓶頸，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將在哪里？即使不是現在，五年、十年、二十年后的中國經濟會不會陷入這些也曾經“風光無限”的國家現在所遭遇的窘境？要突破這樣一個世界經濟增長的普遍的怪圈和瓶頸，今天的我們應該怎樣去做？

　　事實上，目前我國經濟已漸漸呈現出內需不足的問題，與日歐等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遭遇不無相似之處，值得我們警惕。與此同時，我國經濟徘徊在以加工制造為主的低層次經濟發展模式中。在中國的跨國公司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的“利潤中心”，近年來，日本、韓國等地的股市和經濟狀況回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來自本國企業在中國獲得的豐厚利潤，而中國只因提供了低成本的生產要素而獲得微薄的利潤。

　　因此，對中國經濟而言，采取有效措施，實現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已經迫在眉睫。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要突破初級消費達到飽和后經濟低增長的怪圈和瓶頸，只能依靠自主創新的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而現實的困境更是要求我們盡快構建中國經濟的自主創新能力和長效機制。

　　康克軍：一方面，中國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面臨經濟增長模式的戰略性調整。我國已經過早地遭遇到了很多發達國家還沒有遇到或者比人家尖銳得多的問題；而對此我們沒法借助其他國家現成的經驗來解決，必須找到創新的思路。一旦我們解決了這些問題，其他國家可以借鑒。中國走建設創新型國家道路的戰略選擇，不僅惠及國人，甚至對全球都是很大的貢獻。

　　另一方面，現在在很多技術領域，至少從科研角度看，我們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像過去那么大，和發達國家形成了競爭關系，他不會把最有競爭力的東西輕易給你。不靠創新，這個鴻溝跨不過去。

　　20年前我們有大量的科研課題是做跟蹤、模仿，或者試著應用人家某種已經成功的技術，這種創新跟原始創新沒法比。但我們現在有些研究也在前沿了，這個時候模仿誰呢？這種情況逼著我們主動探索，因此自主創新成為必然。

　　梅建平：我從可持續增長和國家安全兩個方面來講講自主創新的重要性。

　　第一，現代經濟學有一些研究結果，發現自主創新和所有的全要素生產率有比較密切的關系，全要素生產率是經濟增長中扣除了勞動力投入和資本投入以后剩余的生產率。經濟學有一個鐵律：邊際效益遞減。這在生產里也同樣適用，隨著勞動力、能源、原材料各方面投入的增加，得到的經濟增長會越來越少，生產模式變成了消耗資源型。這種生產模式不可持續。

　　要打破這種鐵律的制約，唯一的方法就是自主創新，這包括產品創新、管理創新等，就是創造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生產出新的產品，使得經濟增長在一個新的階段重新開始。這就可能保持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

　　第二，是從一個國家經濟的安全性角度來考慮。亞洲金融危機雖然過去，但是危機發生的國家都經過了痛苦的經濟衰退，它們GDP的增長從原來的5%、6%、7%，甚至8%，下降到-10%，然后進行硬性調整。這種大動蕩，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安全，甚至政治穩定都有很大的影響。為什么亞洲國家這么脆弱，經不起外匯市場以及其他資本市場的沖擊呢？這當中雖然有外在的原因，但是內在原因很重要，就是這些亞洲國家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它們的自主創新，或者說全要素生產率實際上是比較弱的，也就是內需的問題。全要素生產率低具體表現在利潤比較差，導致企業本身的抗風險能力差，往往很多企業都在破產的邊緣，或者是企業的資本結構很不合理，一旦出現貨幣貶值或者升值，企業就容易出現資不抵債的問題，這樣就導致這些國家的企業普遍抗風險能力低，也導致整個國家的抗風險能力比較低。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人民幣面臨著持久的升值壓力。由于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比較低，導致外貿企業的利潤比較低，因此如果出現匯率波動，人民幣大幅度升值的話，很多這方面的出口企業，實際上面臨虧損的危險。而且，由于我們的資本市場不是很發達，企業的融資很多是銀行貸款，因此他們的負債是人民幣負債，但是他們收入很多是出口外匯收入，這樣一來隨著人民幣的升值，企業的債務負擔、利息負擔會越來越重。這會導致我國企業與經濟抗風險能力比較低。

　　祁斌：我想補充一點，為什么我們不能沾沾自喜于在世界經濟體系中一直充當“世界工場”的角色？在當今這個全球激烈競爭的時代，如果我們只安于現狀，亦步亦趨，就永遠徘徊在全球經濟“產業鏈”的下游，或者以非常緩慢的速度向上游遷移。許多發展中國家跳不出這個怪圈，而發達國家則利用其優勢談判地位，只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已經過時或者經濟附加值較低的產業，而自身則依托于其已經建立起來的創新機制，不斷向“產業鏈”中經濟附加值更高的產業遷移，永遠把發展中國家甩在后面。因此，要跳出這個怪圈，要突破，要超越，同樣，也只有依靠自主創新。

　　小平同志很早就說過：“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人的附庸。”而中國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只有通過構建自主創新的能力和機制。對于自主創新，我們應該從這樣一個高度加以認識。

　　資本市場：構筑自主創新的機制保障

　　《21世紀》：接下來的一個問題自然而然就是，自主創新的國家戰略依靠什么去實現？

　　祁斌：我想強調的是，真正長期的和可持續的創新能力，是依靠一整套體制去保證的。而在這一整套體制中，資本市場是最為重要的環節之一。

　　科技創新最大的難點在于，它是無法預測的，更不能依靠政府的某個部門來加以預測或進行行政指導。過去30年全世界高科技產業都出于美國，這是為什么？資本市場的發現機制是重要的原因。美國的科技創新風起云涌，被稱作“硅谷模式”，實際上指的是從風險投資到資本市場的一個體系，也是一個把科技創新者和科技的投資者撮合到一起的機制。這個機制的效果就是，美國引領世界的科技潮流，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計算機、八十年代的生物技術一直到九十年代的網絡都是如此。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今天美國的強大，并不是它的GDP居于世界第一，也不是它有微軟這樣的巨無霸跨國公司和比爾·蓋茨這樣的高科技產業領袖，更為重要的是它有一個以強大的資本市場為主體的高效的金融體系，這個機制賦予了它不斷產生新的微軟和比爾·蓋茨的能力。而這個機制，是我們中國最需要研究和借鑒的，當然需要結合我們中國的國情，而不能簡單地照搬過來，但是有一些基本的規律是普適的。

　　反之，過于依賴政府的主導作用來發現和推動科技創新，則很可能是事倍功半，掛一漏萬。在這方面，許多國家有深刻的教訓。我們國家也作過一些類似的嘗試，效果并不好，科學研究到科技產業的轉化效率非常低。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告訴我們，科技創新還是要更多地依靠市場的發現和推動機制，依靠資本市場。

　　康克軍：從科學研究和培養人才的角度來說，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一直處在創新的前沿。但是，這些年我們創新的工作并不如希望的那么理想。像清華大學每年取得的工程技術型科研成果大體上只有兩成左右進入了轉化階段。但是這兩成里，可能又只有兩成真正成功轉化成了生產力。應該想辦法加強科技成果轉化，把科研和社會需求結合起來。確確實實有很多機制和體制方面的問題，資本市場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祁斌：我們這一代中的很多人，在1980年代都是首先投身于自然科學事業的，在當時，多多少少是抱著科技救國的理想的。我記得到1990年代初，離開清華出國留學，也是受到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的影響，認為二十一世紀是生物世紀，到美國去學習最先進的生物技術。后來下決心轉學經濟和金融，是因為經過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摸索之后才意識到，在具體的研究領域里，很多基礎性的科學研究與高科技產業或者中國的經濟增長有著非常遙遠的距離，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各方面還比較落后的國家來說，有一個社會成本和時間成本的問題。直到今天，盡管我們仍然相信，生物和其他學科中的很多技術進步將是未來生產力發展中的重要推動力，但是，也必須認識到，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建立一個從科學技術到科技產業的轉化機制，比在一兩個領域趕超發達國家更加重要。用一句過于簡單的話來總結，就是從“科技救國”轉向“資本救國”，為什么說這句話是過于簡單呢？因為實際上不是僅僅有了資本就可以，而是要建立一個依靠市場——資本市場——的推動機制和發現機制，來成就我國在一些已知的和更多的未知的領域趕上或超過發達國家，實現科學技術和國民經濟的跨越式發展。

　　《21世紀》：那么，政府和市場在自主創新中各自應該起到怎樣的作用？

　　祁斌：政府在科技創新領域主要起到兩個作用，第一個就是在基礎研究和國家重點項目中的主導作用。在基礎研究方面，政府的支持能夠有助于保持一個國家的研究在一個比較高的水平上，而這是任何企業都不愿意投入的。當然，這里還有一個以什么樣的方式或機制進行支持的問題。另一個就是在軍工和其他關乎國家安全等重點項目上的主導作用，例如“神六”這樣的項目，這些是比較難市場化的。但是除此以外，常規的科技產業發展、常規科技創新都要依靠市場。

　　所以，政府的第二個，也是更重要的作用是要營造好的創新環境，包括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制度、推動資本市場的發展，等等。黨中央提出科技創新，非常及時。我們中國人在很多科研領域非常出色，硅谷也有很多中國人。近年來，無論是在硅谷，還是在國內，中國人里也涌現出不少依托于資本市場的科技創新和創業的成功案例，完全沒有理由自卑。推動資本市場和風險投資的發展，建立一個發現和轉化的機制，會有助于大量的科技創新出現，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下一階段的動力。

　　康克軍：我非常贊同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凡是科研成果發生了效果，對社會產生了作用，通常都是有一個好的企業機制在后面做支撐。

　　而且，現在很多中小企業從科研中尋找新的增長點的動力很強。如果研究能夠跟這種動力結合在一塊，產生的效果就會非常好。但是很可惜這種環境還很不夠，包括國家政策環境、資本環境都很欠缺。另外，還有市場以外的因素，比如文化理念需要轉變——傳統觀念的知識分子都不習慣與市場和商人打交道。

　　《21世紀》：資本市場對自主創新的推動作用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祁斌：一般理解資本市場對科技創新的貢獻，會集中于其融資功能，但實際上遠不限于此。資本市場不僅為創新企業提供發展所需的資金，更為重要的是，也為其提供各種其他社會資源，使其迅速形成競爭優勢。例如，資本市場提供的股權和期權計劃，幫助創新企業形成良好的激勵機制和公司治理結構；資本市場為創新企業提供的世界一流投資銀行家的專業財務和管理顧問服務，使其一舉脫離傳統作坊式的經營方式，成為真正現代意義上的企業；同時，資本市場也為創新企業進行并購和擴大業務范圍提供融資便利。以微軟為例，1986年微軟上市前資產只有200萬美元，總收入僅為1.62億美元，20年后的今天，微軟已經具有2500億美元的市值，總收入增加到368.35億美元，成為全世界最強大的企業之一。

　　資本市場將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充分地調動起來，大大縮短了科學技術與產業的距離。通過高科技企業上市，許多像比爾·蓋茨這樣原先普通的科技人員成為億萬富翁；截止到1999年底，微軟8000名員工從公司期權中獲得了80億美元的財富。正是這種巨大的財富效應，激勵了成千上萬的科研人員懷著同樣的夢想辛勤創業，也使得世界各國優秀的科技人材源源不斷地流入美國。據了解，在全美從事科學和工程項目的人員中有72%出生在發展中國家。

　　所以，我們說，與傳統的銀行信貸不同，資本市場全方位解決了高科技企業的需求，包括融資、并購、治理結構、激勵機制，等等，甚至上市本身就是一種廣告和宣傳——公司在交易所一掛牌，報紙、電臺每天打出公司的名字，公布行情，對品牌的宣傳比滿街貼海報來得快多了。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高科技產業在資本市場上市，也解決全社會富余資金的出路問題，為老百姓參與經濟成長提供了可能。所以說，資本市場不僅集中了全社會的資金來推動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也集中了全社會的智慧來推動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因為，當成千上萬的投資者關注他們投資的企業時，相當于全社會在發現、監督、篩選高科技企業，而社會資源也因此得到更為有效的配置和利用。

　　張育軍：資本市場對高技術企業自主創新來說，首先是籌資功能。其次是風險分擔功能，自主創新及高新技術的開發和成果轉化，需要進行長期的研究和試驗，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又面臨極大的風險，單是國家投入或個人投入都不夠，要靠有投資性和投機性需求的資本，銀行也無法滿足其需要。通過資本市場“風險共擔，收益共享”的長期直接股權融資，能夠最大限度地分散風險，滿足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需要，并能起到一種鼓勵投資和獎勵創業的示范效應。第三，達標機制，通過發行上市審核等制度安排，對發行人的規模、財務指標、股東人數、信息披露、公司治理和持續上市等，提出明確的和透明的市場準入標準和要求。第四，強有力的社會監督。第五，企業家培育，自主創新能力重在應用能力，資本市場是培育企業家的搖籃。通過引入風險資本，會給企業帶來新的管理理念等增值服務；通過改制輔導，使企業家明白資本市場的基本規則，熟悉市場；通過股東、監管者、社會方方面面的約束，迫使企業家樹立誠信意識；通過資本市場收購兼并等的洗禮，以及相關產權制度的安排，使企業家逐漸積累經驗，走向成熟。

　　我們講到的資本市場是多層次的，有交易所市場，還有場外市場，前期孵化階段需要風險投資介入。再加上起步階段的政府補貼。一旦形成這樣比較完整的生態鏈，就能促進國家自主創新能力不斷提高。反過來講，國家自主創新能力提高，也為資本市場提供源源不斷新鮮血液，使廣大投資者能夠分享國民經濟增長的成果，形成良性循環。

　　祁斌：這里不得不提到韓國。韓國在1990年代的末期開始建設他們的高科技板塊KOSDAQ，頂住了2000年后數年內NASDAQ的低迷所帶來的嚴重沖擊，培養了大量的高科技企業,成功地走出了一條自主創新的道路。韓國的KOSDAQ在2005年的回報超過90%，居全世界所有市場之首。很多人看《大長今》，卻不知道在韓國文化產業的背后，有很多信息和其他相關產業是依托于韓國的資本市場發展起來的。

　　韓國的經驗對我們的啟示至少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有一種輿論認為東方文化不適合搞資本市場，事實不是這樣，韓國的例子很有說服力，東方文化并不排斥良好的資本市場。

　　第二，歷史再次證明，資本市場是落后國家超越發達國家最為有效的工具之一。在19世紀下半葉，華爾街支撐美國經濟迅速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今天，韓國的三星公司的市值已經超過日本索尼的一倍多，最近甚至揚言要收購索尼，而短短幾年前，這是不可想象的，三星當時還被索尼視為不屑一顧的競爭者。不借助于資本市場，這種跨越式的進步是不可能的。企業如此，國家更是如此。

　　《21世紀》：去年出版的《偉大的博弈》一書讓我們思考這樣的問題：華爾街何以成為華爾街？紐約何以成為紐約？資本博弈成就國家間的偉大博弈，諸位如何理解資本市場和大國博弈之間的關系？

　　祁斌：如果我們從國際資本流動的角度來分析一下過去幾百年的世界歷史，資本博弈的重要意義就會更加清晰。過去三個世紀以來，有一個非常有趣的“資本洼地”現象。十七世紀，大量國際資本涌入荷蘭，荷蘭成為當時歐洲最強國；十八世紀，大量資本涌入英國，英國成為日不落帝國；十九世紀，歐洲資本大量涌入美國，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

　　回顧歷史，100年前，美國超越英國是與紐約股票交易所超越倫敦股票交易所同步發生的。今天的世界似曾相識，國際上幾個大的交易所和金融中心——紐約、東京、倫敦、法蘭克福以及香港和滬深——的競爭，背后實際上是這些國家和地區間的競爭。所以資本市場的競爭并不是簡簡單單比誰的股市更活躍、更有效，在全球主要交易所和金融中心競爭的背后，依然是大國的博弈。而且，資本市場的博弈，直接影響到大國博弈的結果。因此，必須高度認識資本市場對于中國經濟崛起的重要性。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小平同志曾構想過，“我們的目標是，到本世紀末人均達到八百美元……更重要的是，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再發展三十年到五十年，我們就可以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樣一個偉大的構想怎么去實現？今天的中國經濟，已經超過了人均1000美元，下一步如何把握良好的崛起機遇？

　　小平同志提出，“金融是核心，一招棋活，滿盤皆活”。歷史給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國提供的深刻啟示是，對中國這樣一個正在崛起并追趕發達國家的大國來說，資本市場的建設是一個基本國策，必須放在一個國家戰略的高度來看待。

　　資本創新：推動資本市場發展的原動力

　　《21世紀》：股權分置改革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一個創新舉措，諸位有什么評論？

　　張育軍：股權分置改革是消除資本市場發展中重大制度性缺陷的最基本的舉措。如果沒有股權分置改革，中國資本市場很難有健康規范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支持股權分置改革就是支持大力發展資本市場。

　　在實踐中，股權分置改革是對現有資本市場一次系統的清理和規范。它清理了歷史遺留問題，規范了上市公司運作，喚醒了投資者權利保護意識，強化了公司治理結構，調整了市場投資行為，為未來的市場開辟了道路。只有進一步加快股權分置改革，中國資本市場才能真正迎來轉折，從這個意義上講，股權分置改革到了非做不可的時候。

　　現在看來，基本的方針政策“統一組織、分散決策、市場化操作”是正確的。但是這也有一定的成本，比如相關的融資暫時停下來了。因此在股權分置改革問題上，最基本的態度就是要大力推進，能快則快，如果不能盡量縮短股權分置改革的時間，我們付出的代價會更大更長。

　　我們對深交所團隊的要求和基本態度，就是在股權分置改革上全力以赴，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推進改革，希望年內能基本完成。

　　祁斌：股權分置改革是為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理順基本框架的重要舉措。在操作層面上，基本上采取了政府主導、市場化操作的做法，無論是政府，還是市場，都希望能盡快走過這個階段。同時，中國資本市場的未來發展也有賴于很多其他相關改革措施的推進。

　　梅建平：根據我的觀察，股權分置得到了西方學術界的普通支持。因為從根本上來說，它可以使中國資本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變得更有效率，它實際上可以幫助或者是加快股票市場減少投機性，使得股票的定價更能夠客觀反映股票本身的價值。這些都有利于中國投資者在比較快的時間里面學會價值投資。

　　《21世紀》：尚福林主席也明確表示，2006年將是中國資本創新年，諸位認為，應該以怎樣的資本創新思路進一步推動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

　　張育軍：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講，制度創新一種是誘致性的制度變遷，動力來自市場；還有一種是針對市場缺陷的強制性制度變遷，由政府促成。從交易所層面講，今年是深交所的制度與產品創新年。我們主要有五方面創新。

　　第一個創新是貫徹實施《公司法》、《證券法》，重塑規則體系；第二項制度創新，是建立一個安全、高效、多層次的市場體系；第三，具體交易制度方面的變革。過去基本限定交易所為“集中競價交易”；現在改成“集中交易或其他方式”，給交易制度這塊的變革帶來很大的空間。同樣，過去說交易所“以現貨交易為限”，現在說交易所“可以采取現貨交易或其他的交易方式”。

　　第四類創新，針對交易所的新業務、新品種，需要建立很多新的業務規則。比如做權證需要新的權證產品的規則，做資產證券化要有資產證券化的規則，等等；第五，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交易所也在考慮進一步推出衍生品市場，即新市場的制度創新。

　　祁斌：對于創新，我有一個基本的看法，那就是，我們不是為了創新而去創新。一切創新應該有一個基本的原則，歸結為兩句話：第一是貼近市場，第二是解決問題。只有貼近市場才有創新的源泉，也只有解決問題才是創新真正的意義。

　　剛才育軍講到創新的兩個方面，體制創新與產品創新。簡單說來，前者政府的因素多一點，后者市場的因素多一點。體制創新的例子是證監會提出的大力推進股票發行體制的市場化改革，是由原來的政府主導的發行體制逐步轉變到市場主導的發行體制，逐漸推行詢價制，讓市場中的買方和賣方主體去談判和撮合，達到合理的價格。產品創新的典型例子是過去幾年基金業的產品創新，更多的是依靠市場的力量。基金公司為了適應投資者的需求，不斷去開發新產品，相繼推出了債券、保本、貨幣、ETF等各種創新產品，而監管部門在這一過程中，除了對節奏和風險作適當的把握以外，不作過多的行政干預和指導。

　　所以，與創新相關的一個重要命題是，在創新過程中，政府與市場的職能如何合理地定位。總結起來是兩句話：一、中國的自主創新經濟的建設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需要依靠市場的力量，需要依靠以資本市場為核心的金融體系的發現和推動機制。二、建設一個健康有效的中國資本市場，也需要充分依靠市場的力量，需要依靠政府主導的漸進式的市場化改革來實現。

　　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提出的那樣，“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充分發揮市場在科技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中小企業：自主創新的重要載體

　　《21世紀》：2月9日，國務院發布《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其中特別提到，國家鼓勵有條件的高科技企業在國內主板和中小企業板上市，努力為高科技中小企業在海外上市創造便利條件，為高科技創業風險投資企業跨境資金運作創造更加寬松的金融、外匯政策環境。中小企業在“自主創新”戰略中的地位如何？

　　張育軍：中小企業的重要性有好多數據可以說明。中小企業占全部企業數量的99%；提供75%的新增就業崗位；開發65%的專利和80%的新產品；占總產值的66%；外貿出口的62%；稅收的46%。據相關部門統計，我國近5萬家成長型中小工業企業占16萬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銷售收入500萬元以上含大企業)的29%，銷售收入占1/5，利潤總額占1/3，資產總額占1/8，就業人數占1/4。簡單概括：中小企業占著我們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

　　中小企業是自主創新的主體。企業家的創業沖動應該有一個技術平臺，他要不斷的尋找能應用于這個市場的技術，這些技術又推動著企業的成長、企業的發展。比如中興通訊，過去是一個中小企業，發行股票幾千萬，現在股本十幾億，每年成長回報是百分之幾十。它典型地表明了中小企業發展中科技創新的重要性。如果沒有資本市場，肯定沒有中興通訊現在的快速發展，如果沒有中興通訊的快速發展，也沒有給投資人數十倍的回報。

　　所以，本質上講，科技創新加上資本市場共同推動中小企業成長，是我們國家財富的重要源泉。我經常講，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需要中小企業快速健康發展，倒過來說就是大力發展中小企業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由之路。

　　《21世紀》：發展中小企業對自主創新戰略的實施有何作用？

　　張育軍：我簡單談幾個觀點：第一，大力發展中小企業是推動自主創新的根本途徑，為什么？因為自主創新當中，即使在美國這樣的國家，70%以上的專利是由中小企業創造的，中小企業平均的創新能力是大企業的兩倍以上。一些尖端的、高端的科技領域需要政府推動，但企業才是創新的真正主體。中國是一個中小經濟為特點的國家，在我國，中小企業提供了全國約66%的專利發明、74%以上的技術創新、82%以上的新產品開發，已經成為自主創新的主要力量和源泉。只有大力發展中小企業，自主創新才能落到實處。

　　第二，要大力發展中小企業，需要一個有效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支持。中小企業面對的幾個問題，諸如融資難、缺乏核心技術能力、缺乏人才，說到底就是缺乏資金，這就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經濟學家提出的“麥克米倫缺口”。只有建立一個有效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幫助中小企業融資，它們才能得到發展。

　　第三，要建立有效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現在最主要的內容是加快中小企業板的發展。因為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我們國家90%的企業都可以通過中小企業板得以發展。如果沒有中小板，中小企業去哪兒融資？中小企業板的制度運轉是現成的，如果說當初大家還有爭議的話，那么經過兩年多的實踐，大家有了基本認同，中小板的一批企業也發展起來了。現在，中小板的發展可以歸結為三句話，加快發展，推進創新，加強監管。

　　第四，在大力發展中小企業板的基本前提下，積極開拓其他層次的市場，包括進一步完善待辦轉讓市場，比如說改進報價轉讓系統的交易結算制度，提高流動性；比如說比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梳理報價轉讓系統掛牌公司的信息披露流程和方式；比如說探索報價轉讓系統掛牌公司的再融資制度和轉板機制，以便讓科技企業進入待辦轉讓系統。我們也希望在水到渠成的情況下推出創業板，建立場外交易市場。

　　梅建平：中國已經從原來資金比較貧乏的國家變成資金相對比較富裕的國家。 在投資上，人們希望市場能夠提供各種各樣的產品。中小企業是一個相當好的投資品種。當然中小企業各股的風險比較高，但可以通過組合投資來規避。

　　此外，我認為中小企業板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可以沖淡社會上存在的仇富心理，也有助于建設和諧社會。中小企業板的發展會帶來大量財富，也必然會給其中小投資者帶來一些財富，這對縮小貧富差距有很大的作用。

　　祁斌：一個比較健康的資本市場應該是立體的，多層次的，中小企業在一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中是比較有活力的一個群體。在成熟市場上，大盤股的平均回報率低于中盤股，中盤股低于小盤股，當然，中盤股的風險也大于大盤股，小盤股的風險也大于中盤股。但是，投資者會需要有不同風險收益特征的產品供他們選擇。同時，大盤股和中小盤股的概念也是相對和動態的。當初還是小企業的微軟上市時，不符合紐約交易所上市條件，才去了納斯達克。后來美國最大的五個企業里面，有四個是在當初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納斯達克。所以，在最新一輪紐交所和納斯達克的競爭中，這一概念已經模糊了。

　　康克軍：我特別希望我們國家能夠有一大批對科技創新有巨大推動力的中小企業，這是現在所急需的。有些好的科研項目，大企業不屑一顧，沒有內在的動力來投資。很多學者關注世界科技的前沿，洞察力很強，也可能向國家申請基礎研究課題。但是我們“醒個大早，趕個晚集”，申請一個國家課題，沒有一年的工夫根本拿不到錢。讓學校自己出錢資助，又沒有這個體系和能力，即使是小規模地支持一些課題，也要先經過評審；而具有創新性的東西要讓人人都理解，最終通過評審，這又是難題。既然大企業、國家和高校自身在推動創新方面都不盡如人意，我們就需要促進有敢于冒風險，敢于有所作為的主動創新角色出現，抓住機遇推動自主創新戰略的實現。另外，發展高科技型中小企業對解決目前大學生就業問題也很有意義。

　　最后，提到中小板我有兩點擔憂。第一，原來的主板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當初的問題現在是否已經平穩的解決了、過渡了？第二，新的資本市場應該有較高的起點，還要防止發達的國家資本市場出現過的問題。

　　《21世紀》：去年出版的《偉大的博弈》一書廣受各界關注，資本博弈成就國家間的偉大博弈，如何理解資本市場和大國博弈之間的關系？

　　祁斌：引用去年“21世紀北京圓桌”相關討論的一個標題，“華爾街成就美國”。從前人們認為一直認為虛擬經濟依附于實體經濟，金融只是為實體經濟提供服務，但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后，美國有人提出，沒有美國的資本市場就沒有美國的經濟起飛，正是華爾街創造了美國的實體經濟，這個說法得到了廣泛的認同。

　　所謂美國的經濟起飛，或稱美國超越世界其他強國有兩次：第一次是1913年前后美國人均GDP超過英國，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在此前幾十年美國的重工業化過程中，華爾街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第二次是二戰以后，從七十年代以后，美國依托資本市場發展了高科技產業，把其他國家再次遠遠地甩在后面。由于缺乏強大的資本市場的支持，缺乏自主創新能力，德國和日本只能在美國后面跟著，美國搞網絡它們也搞網絡，美國搞生物它們也搞生物，但是怎么也跟不上，這是美國資本市場的機制優越性決定的。

　　金融體系是經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