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信信托猝死調查

　　所謂悲劇，就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游戲，驚心動魄之后，人人都是受害者。

　　金信信托的“猝死”把在游戲中扮演不同角色的金信高管、金信員工、借遍親戚朋友的投資者、向職工集資的私營老板、動員全體教師買信托的校長以及地方政府等等，拖進了重重壓力之下，悲劇籠罩在當年輝煌照耀之處

　　□記者 商思林

　　猝死

　　1月3日，浙江金華市陰雨連綿。在“江南第一猛莊”金信信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猝死”的第四天，《商務周刊》眼前的金華市西市街111號金信信托總部周邊熙攘依舊，只有金信大門緊閉，浙江銀監局的停業整頓告示刺眼地貼在玻璃門上。數名武警和保安把守著前門、后門，擋在門外的《商務周刊》記者被告知，“請到公布的權益登記點咨詢相關事宜。”

　　2005年12月30日，浙江省銀監局和浙江省金華市政府在這一天的《金華日報》第二版發布公告，宣布在金華當地注冊的金信信托自即日起“停業整頓”。公告指出，金信信托“違規經營和經營不善，造成較大損失”，中國銀監會委托中國建銀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成立停業整頓工作組，進駐金信信托，具體負責停業整頓工作。

　　金信信托的“猝死”在整個浙江省引起軒然大波。“金信信托一直是金華乃至浙江的龍頭金融企業之一，毫無征兆地突然停業整頓讓人感到震驚。”央行杭州中心一位曾與金信信托打過交道的職員在電話中頗多驚詫地告訴《商務周刊》。

　　最令業界震驚的還是這家德隆倒下后的最后一個“猛莊”所挖下的驚天窟窿。據公告透露出的信息，截至2005年9月30日，金信信托固有資產26.38億元，其管理的信托財產82.50億元，其中集合類資金信托23億元，單一類資金信托58.23億。

　　“58.23億單一類資金信托存在嚴重的被挪用情況，并存在諸多非法集資的嫌疑。”據金華市政府一位知情人給《商務周刊》透露，被挪用的資金額在60億元以上，虧損額更是高達近50億，其中單一類資金信托是“重災區”。

　　金信信托“猝死”,遠不是一個企業停業整頓那么簡單。

　　據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公告發出的當天上午，浙江全省各市縣的一、二把手趕往杭州開會，浙江省主要領導在會上要求各地迅速成立專門的金信信托整頓領導小組，組長由當地市長或縣長擔任，全力以赴穩定大局，防止金信突然事發可能引起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出現。

　　次日，金華市政府迅速公布了27個信托權益登記點，除金華市外，杭州、溫州、臺州、義烏、永康等地也設立了登記點。金華市工作組一位官員告訴《商務周刊》，“90天登記期結束后，在對信托權益真實性進行甄別的基礎上，對符合收購條件的個人合法信托權益保證按照有關法律支付。”據其介紹，目前，金華市政府組成了以市長葛慧君、副市長王挺革、王建平等組成的領導小組，并分派副秘書長以上官員分赴金華市區以外的各縣督導工作。

　　1月3日，《商務周刊》在涉案突出的金華轄下義烏市調查發現，由于金信信托的投資者過多，義烏市權益登記點除了公告中的國防教育訓練中心外，又在義烏梅湖體育場和國際展覽中心增設兩個登記點。即使這樣，在登記的頭兩天，原本賣浙江萬馬籃球票的梅湖體育場5個窗口依然排起了長隊。據金信內部統計，義烏共有2000多份、約4億多元的信托權益，最高的一份信托來自一位民營老板，2000萬元。

　　“金信信托已經成為整個浙江省近段時間的頭等大事。”一位參加浙江省政府會議的官員告訴《商務周刊》，“由于存在大量違規吸納資金導致巨額信托財產權屬不清，浙江省部分地方政府可能不得不拿出財政款給金信留下的窟窿補洞。”

　　救命

　　“我至今都不能接受這個現實，以為是一個事業，不料自己的努力得到的卻是這個結局。”1月4日，《商務周刊》以投資者身份幸運“闖入”金信信托總部，金信信托營銷總部副總經理蔡文英滿腹委屈地告訴記者。

　　在這座被嚴密封鎖的大樓內，到處都貼著“白嘩嘩”的銀監會封條。坐在用大塊玻璃隔開的辦公室里，周圍只有零星的幾名沉默嚴肅的工作人員，這位神情黯然的高管告訴記者，作為金信核心部門的一位負責人，之前她沒有發現任何異常現象。她說：“我們自己看到的報表也一直是盈利的。工資獎金也一直按時發放。”

　　她回憶到，2005年12月29日晚上11點她接到公司開會的通知，到公司后她發現幾個月來一直忙于重組的公司高層都不在，會議由金華市常務副市長王挺革主持。銀監局和金華市政府宣布了金信信托停業整頓的決定，并要求所有金信員工6個月內不得從金信離職，原地待命配合隨后進入的建銀工作組的工作。

　　據金華當地金融界一位人士透露，包括原金信信托董事長葛政、總經理朱江平、副總經理黃昕、資金部負責人方征、董事會秘書金樂清等5人，在12月29日被浙江省紀委通知到金華蘭溪市開會后，再也沒有回來。

　　“一切來的都太突然。”蔡文英說，在真相逐漸浮出后，她現在最擔心的已經不是金信信托的未來，而是金信挖下的這個“窟窿”會折損掉金華市多少普通投資者手中的“保命錢”。

　　“大部分人都是借遍了親戚朋友的錢來買信托，有些老板集資來買，有些人甚至貸款買，都是救命錢啊。”蔡透露，包括金信內部員工在內，很多人不惜舉債大量購買金信信托。

　　金華是浙江的地級市，雖然下轄義烏、永康這樣的經濟發達縣級市，但本身經濟實力在浙江處于末尾水平，普通工薪階層的月收入不超過2000元。動輒6位數的信托投資可能無法保全，讓很多人感到窒息的壓力。

　　“很多業務員都收到了客戶的死亡威脅。我們都不敢面對親人朋友的追問，我們也是受害者。”蔡稱自己也投入了大量的資金。而會議室里另一位業務員為了證明自己的確不知道金信信托會出問題，告訴《商務周刊》自己的親舅舅也剛剛投進了上百萬元。

　　惶恐

　　1月4日，《商務周刊》采訪了一位這樣的普通投資者——陳振東。他是浙江金華某事業單位一名普通職工，與妻子的月收入合計不超過3500元，在2004年10月購買了他的第一份信托產品——金土地資金信托計劃。

　　“我是從‘金土地’開始明白金信信托到底是什么的。”陳振東回憶。2004年10月20日，金信信托發行金土地資金信托計劃。信托募集3億資金，專項貸款給金華市政府下屬城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用于舊城改造資金周轉。金土地信托以城投的“二百地塊”土地做抵押，以土地增值收益作為信托持有人的回報。記者在他提供的文件上看到，合同第7頁寫有“金華市政府承諾‘二百地塊’的轉讓收益優先保證信托權益償付。”

　　據其介紹，金土地信托計劃一出，立刻引爆了整個金華市的搶購熱潮，“我當時就以為是政府的企業，業務員也一直如此強調，而且承諾高達7.5%的收益率，自己就毫不猶豫回來家借了20萬元錢買了‘金土地’。”

　　“幾乎所有的企事業單位都鼓勵職工購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資者也向《商務周刊》證實，他所在的金華職業技術專修學院甚至提出了獎勵措施，每買1萬元，學校返還現金100元，每人最低要買5萬元整，最終學校統一把每個老師的投資匯以學校的名義購買金土地信托計劃。

　　《商務周刊》進一步了解到，類似金華專修技術學院的事情在金華市各系統內比比皆是。當地的公安、財稅、企事業單位，甚至包括金華市政府的公務員在內，都卷入了這場大潮中。

　　當陳振東感覺到金信信托有政府“保駕護航”后，盡管2005年年初就有“金信信托投資二級市場失敗導致20多億元窟窿”的消息在金華市流傳，他和許多普通投資者一樣，對金信信托依然信心十足。據其介紹，截至2005年12月2日，通過他手投入的資金高達86萬，除了自己準備買房的12多萬元外，都是從親戚朋友處籌集。

　　甚至在金信信托猝死的消息得到了印證，采訪中他仍然不愿意相信，“不是一直非常好嗎？原來一直是副市長(原金華市主管財政的副市長盧福祿)擔任法人代表，后來又有財政局長(徐德良)主持工作，怎么說倒就倒了呢？”

　　與陳自認倒霉的情緒不同，事發后，金華職業技術專修學院的部分老師找到學校，要求保全自己的利益，不然就集體罷課。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該院老師告訴《商務周刊》，學院領導隨后向金華市人大反映問題，最后金華市政府向他們保證這部分信托肯定能得到全額支付。

　　與此同時，還發生了一個頗具戲劇色彩的插曲。2005年12月31日，為穩定局面，《金華日報》頭版刊登了一篇《金信公司停業整頓領導小組負責人答記者問》，稱從2004年7月份起，金華市政府就發現金信信托出現問題，隨后派駐包括銀監、審計、人行組成的指導小組進入金信信托，停止了金信的自營業務和集合信托發行，限制其與關聯公司的資金往來，督促其關聯公司歸還貸款。并在2005年10月份試圖“實施政府主導的增資擴股和資產重組方案”，與多家公司就入股金信進行了接觸和溝通。但鑒于“金信信托虧損較大，當前尚不具備重組條件”，最終“銀監會決定對其進行停業整頓”。這份《答記者問》隨后被當地的新金華論壇轉載。

　　但旨在穩定局面的《答記者問》得到了相反的效果。

　　“既然7月份就發現了問題，還聲明果斷采取措施，停止了集合類信托。為什么風險更大的單一信托沒有禁止？監管部門干嗎去了？”陳振東攥著從《金華日報》剪下的《答記者問》告訴記者，他買了4只信托，有3只是2005年7月份后買的，而且都是有違規嫌疑的單一類資金信托。

　　“全金華市的老百姓都在問這個問題。”金信信托營銷總部蔡副總經理也認為此事“太不可思議”。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可以聯系金華市國資委主任、金信的代理董事長徐德良接受你的采訪。”金華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王丁路說。但截至記者發稿為止，記者沒有等到這個采訪。

　　“……”1月6日，在金華銀監局局長周若谷的辦公室，《商務周刊》轉述陳振東的疑問，周保持沉默。

　　當這份《答記者問》在金華引起強烈關注后，第二天此文就被從當地網站上刪除。隨后《商務周刊》得知，所有金華市報亭出售的登有《答記者問》的《金華日報》全被收回。

　　那么究竟是何緣故？一位知情人士告訴《商務周刊》：“金華市政府指導小組進駐金信信托的2005年下半年，金信開展的單一信托業務存在嚴重的非法集資嫌疑。”

　　騙局

　　1月1日，在金華婺城區一個權益登記點登記完所有信托后，陳振東在整理手里持有的信托合同時發現了令他驚出一身冷汗的問題：他手里的四個合同中，有兩個合同既沒有詳細合同條款，也沒有信托必備的信托受益證明書——僅僅是一張紙上的轉讓協議。

　　陳回憶，當時金信信托業務員告訴他，有些大戶的信托權益要轉讓，他只要用普通的投資額就可以得到大客戶享有的高利息。以其中一張“轉讓協議”為例，陳于2005年8月17日以12萬元的價格，購買了對方編號為D1-2-xxx的11.723萬信托權益,轉讓方是鮑麗君。合同上的寫著1年到期后，他預計將獲得12.72萬元，折合利息為6%。

　　現行《信托投資公司資金信托管理暫行辦法》規定，信托產品不得承諾最低受益，不得以受益權證的名義融資，否則被視為非法集資，其信托權益不受保護。業內專家指出，陳振東買來的協議轉讓主體合同無法確認，而且明確寫上到期受益，與銀行存款并沒有差別，是典型的非法集資。

　　“合同上寫著經過雙方友好協商，但我不知道對方是誰，也沒見過所謂的‘D1-2-xxx’到底是什么合同，甚至復印件也沒看到。當時太相信金信了。”陳后悔不已。

　　陳振東還發現，他在2005年9月29日購買的40多萬單一資金信托也有問題。業務員向其推介時說資金投向山西柳林郭家溝煤礦，但實際簽署的合同卻表明由信托公司代定用途。這意味著這40多萬資金用于何處將完全由金信信托來決定。

　　“這筆錢確實沒有投向郭家溝煤礦，是由我們公司集合運用，至于是否被挪用不好說。”金信信托營銷總部蔡文英副總經理向《商務周刊》證實。

　　據記者了解，“投資郭家溝煤礦”是金信信托在2005年9月份前后的重點項目，與陳振東一樣陷入這場騙局的投資者眾多。

　　采訪中，陳振東旁邊的一位投資者告訴《商務周刊》，“轉讓協議”非常普遍，“在去年下半年，每天去金信信托都可以買到類似的轉讓協議，曾經一度還因為買的人多需要排隊的地步”。

　　果然，陳振東的遭遇同樣發生在更大的投資者身上。

　　《商務周刊》輾轉獲得的一份金信內部材料表明，浙江衢州之江化工廠曾先后兩次共集資1000多萬購買金信信托。隨后，《商務周刊》采訪到這家企業的總經理劉建國。據其介紹，2005年6月份，金信信托駐衢州的負責人鄭軼君先后幾次來廠里游說工人“存款”。

　　“她說金信是國家正規的金融企業，管理200多億資產，保證專款專用。”劉回憶說，鄭軼君直接找到他，讓他出面把工人的錢集中起來，“并承諾如果資金在500萬以上，可以拿到8.5%的收益率”。

　　最終，這家大多由下崗再就業工人組成的工廠共計有100人集資517萬元，于2005年9月購買了金信的單一信托。由于普通工人沒有任何自己權益的證明，郭軼君讓劉建國打印了一份“劉建國名下存款清單”，注明每個工人的集資額，并蓋上了“金信信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章。

　　2005年12月，鄭軼君再次找到劉建國，稱他們手頭剛好有一個大戶有500萬信托權益要原價轉讓。這名大戶的名字正是前面提到的“鮑麗君”。

　　當時鄭軼君給劉建國提供的轉讓信托是2005年8月7日生效的。到劉建國簽署轉讓協議的2005年12月21日，已經有4個半月的利息收入。這部分利息全部無償劃給了劉建國。劉告訴記者：“按他們說的9.5%的收益率算也有17萬多，他們說對方急用錢，想快點脫手，所以利息算贈送了。”

　　讓劉建國沒想到的是，那位神秘的鮑麗君脫手了，自己卻在9天后聽到了讓其崩潰的金信信托停業整頓的消息。他后來問鄭那個鮑麗君是否早已經知道金信出事的消息？鄭堅持鮑絕對不會知道這個消息。

　　蔡文英向《商務周刊》解釋，協議轉讓是金信針對500萬元以上大客戶提供的“增值服務”，這種業務就是把大客戶的信托權益拆成若干份轉讓，每完成整體轉讓一次，大客戶就多1個百分點的收益，而個人投資者也可以享受大客戶的部分優厚利息，“是一個雙贏的模式”。

　　“實際上不是大客戶找我們轉，是我們讓他們轉的，轉完后他們的資金還在金信繼續投資。”蔡解釋說，“他們轉一次，累計到一年里收益可以達到8.5%，轉兩次就可以達到9.5%。”

　　《商務周刊》轉述的蔡的理由，并不能讓劉建國弄清“轉讓協議”的原委。但接下來的另一個受害者卻是神秘的轉讓方，她最終為我們揭開了“轉讓協議”這個“雙贏模式”的面紗。

　　“雙簧”

　　1月5日，《商務周刊》找到了當事人衢州煤礦機械總廠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科科長方愛華。

　　2005年9月29日，金信信托業務人員找到方愛華，向她推薦大客戶協議轉讓業務。在這種看似完美的操作模式誘惑下，機械總廠集資1106萬，以方愛華個人名義購買單一資金信托。

　　一個月后，金信信托找到方愛華，告訴1106萬已經轉讓出去了，本金變成了1150萬。一個月不到的時間就多了44萬，月利息接近4%，換算成年利息高達48%，讓方愛華非常驚喜。

　　金信信托的業務員趁熱打鐵，在2005年10月23日與方改簽了合同，多出的44萬作為追加投資，以1150萬簽訂了新的一年期合同。

　　“他們說再給我們轉一次，但時間可能要長一點，這樣一年的收益平均下來可以達到9.5%。”方回憶，她還在工廠里貼了告示，對“存款”的情況向職工做了說明。

　　然而2個月后，她聽到的是金信信托停業整頓的消息。

　　“多出的44萬也只是賬上有，沒有兌現。他們是先利用我們的集資做平臺，然后以轉讓的方式分拆賣給其他人，但轉讓資金卻不打入我們的賬戶，并且要求和我們再簽一個合同，然后再接著轉。這樣一就變成二，二變三……通過這種轉讓，一份信托可以得到雙份的資金。”財務出身的方愛華在金信出事后終于明白了其操作方法的“奧妙”所在。

　　按照這個“完美”的游戲規則，盡管轉讓協議上注明轉讓款的支收由轉讓雙方自己解決，但實際上轉讓雙方之間沒有任何聯系，雙方付出的資金都是根據金信信托業務人員的指示，匯到金信信托公司在中國工商銀行金華市分行的賬戶上。

　　如此，陳振東代表的小額受讓方，劉建國代表的大額受讓方，方愛華為代表的轉讓方，構成了一條完整的轉讓鏈條。因為他們三方互不溝通，誰也無法得知和監察資金的流向，完全聽任金信信托從中騰挪。

　　而金信信托先將相對松散的企事業單位職工集中到企事業一個自然人或者法人機構名下，形成大額投資，然后利用大額信托分拆轉讓給更加松散的社會自然人或企業，通過自己的“雙簧”表演，進行不斷復制，獲取雙份非法集資。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在方愛華與金信信托所簽的我國規范信托合同上，其第十五條規定：信托存續期間，受益人可以轉讓其享有的信托受益權；受益人轉讓信托受益權時，不得分割轉讓。金信一手導演的“分割轉讓”無異扇了自己一記耳光。

　　在這種分割轉讓模式下，毫無疑問，原本屬于機構客戶投資為主體的單一信托資金計劃可以被迅速有效地擴散到每一個普通老百姓。看似一個個抗風險能力很強的大客戶的背后，實際上是眾多經不起太多風雨摧折的普通投資者。

　　據方愛華透露，衢州煤礦機械工程總廠股份有限公司共投入2150萬元購買金信信托的產品，全廠600名職工大約有一半參與其中，從幾千元到幾十萬元不等。因為在2003年剛完成企業股份改制，該公司職工已經掏出了很多錢購買股份，這次的“存款”都是從親戚朋友處借錢，甚至有人貸款來買信托。

　　“昨天還有100多人要集體到金華去，被勸下來了，但他們說如果錢要不回來就集體跳樓。”方說，“都是保命的錢啊。”她本人投入了幾十萬，其中大部分都是自己的父母和親戚的錢，以至于至今不敢告訴自己的父母金信出事了。

　　“工作組的一個副秘書長要我注意工人的情緒，不要造成不穩定因素。但工人的日子確實過不下去了，如果問題解決不好，后果不堪設想。”劉建國也坦言，面對政府與工人的雙重壓力，自己到了崩潰的邊緣。

　　如果說，以法人投資為形式的集資還有“人多勢眾”可以保護權益，按照《信托投資公司資金信托管理暫行辦法》，陳振東等手中的“轉讓協議”一旦被認定為非法集資，所有損失只能自己承擔。

　　蔡文英進而指出，像劉建國和陳振東這樣的受讓方，金信信托不允許其再次轉讓，“就怕轉來轉去轉丟了”。但根據前文提到的相關法律規定，只要是合法信托權益就有權轉讓，金信信托的做法等于否定了劉建國和陳振東所受讓信托的合法性。

　　禍起

　　據有關資料，2004年度金信信托凈資產11.14億元，實現利潤總額5643萬元。根據2005年12月30日銀監會公布的其資產情況與第一批公布2004年年報的30家信托公司對比，金信信托在信托資產規模、凈利潤兩方面都處于全國前4名的位置。近年來，金信信托更是通過錯綜復雜的股權關系，構建了一個覆蓋上市公司、證券公司、期貨公司、基金公司的巨大網絡。金信多年來在二級市場坐莊熱炒，號稱“江南第一猛莊”，浙江廣廈(資訊 行情 論壇)(600052)、浙大網新(資訊 行情 論壇)(600797)等都是金信系下的著名莊股。

　　一位接近金信信托高層的人士指出，2004年后，整個金信系在二級市場上的資金就處于套牢狀態。尤其是在2004年年底，金信涉嫌曲線MBO伊利股份(資訊 行情 論壇)暴露后，給整個金信的二級市場操作帶來更大阻力。其在星美聯合(資訊 行情 論壇)、金地集團(資訊 行情 論壇)等上市公司的投資也遭受打擊。

　　“在2005年年初的時候，金信虧損的窟窿越來越大，而其挪用信托資金炒股的行為也開始變得猶如飲鴆止渴。”除了在大陸股市頻頻失手外，據接近金信的金華證券界人士透露，金信在香港股市損失也非常慘重，他透露：“金信重點炒作的港股就是2006年1月5日停牌的科維控股。”科維控股2005年9月左右放量上漲，但到10月份后就一路走低，直至1月5日因其控股84%的內地企業現金流嚴重不足而停牌。

　　為炒作股票，金信信托忙于以高息大量發行信托產品，所融資金旋即用來“救市”，如此進一步使金信系陷入惡性循環。

　　“對于我們來說，最迫切需要的是現金流，但省里和中央不會給金信撥錢，金華市財政又沒有這個實力。資金只能依賴于我們自己的業務。”金信信托一位中層告訴《商務周刊》，“我們在2005年4月份有一個基本的判斷，下半年的股市會重新拉起，這是我們的機會，整個集團的戰略就是追加投資二級市場。但事實證明我們對這兩年的宏觀調控估計有誤。”

　　在金華市政府艱難重組和金信信托一意孤行追加股市投入的同時，如火如荼進行的正是瘋狂擴張的單一信托業務。在金華市，金信信托就不但把風險傳導到了普通投資者，而且一些重磅的金融企業和民營企業也卷了進去。

　　知情人士透露，建設銀行金華分行給金信信托大股東及其關聯企業的貸款余額有4.7億元，另外還有1億元左右的信用證承兌匯票。金信關聯公司在建設銀行麗水分行也有3億元貸款余額。而且，金信在當地的工商銀行、城市商業銀行都有大量拆借資金和貸款。

　　《商務周刊》在調查中發現，受牽連的還包括中國保險業的老大——中國人壽。中國人壽金華分公司1993年根據當時的《信托投資人壽保險試行辦法》與金信信托聯合推出20年期人壽保單2000萬份,保單每份發行價1元，保單承諾到期將支付投資者每份5.13元。

　　據記者了解，中國人壽金華分公司與金信信托簽有《保險儲金委托投資經營協議》，將這筆資金直接投入信托委托理財，并規定如果連續3年收益率低于15%，協議將自動終止。據中國人壽保單給投資者的年報，目前這部分資金已經積累到5488多萬元。

　　中國人壽金華分公司有關工作人員告訴《商務周刊》，這是中國人壽和金信信托之間的事情，與投資者無關，他們會保證投資者的權益。據記者了解，中國人壽總部已經派人到金華協調此事。

　　而且，金信信托在2005年3月曾幫助浙江步陽集團募集流動資金3000萬元。《商務周刊》從金信內部文件中獲知，步陽集團在金信有6000多萬元的委托理財資金，另外步陽集團董事長夫人個人也有1000多萬委托理財資金。類似的，金信控股的關聯上市公司朝華科技(000688)、東風科技(資訊 行情 論壇)(600081)、金地集團(600383)、星美聯合(000892)和浙江廣廈等上市公司同樣遭受不同程度的損失和牽累。

　　“金信玩到現在沒有一個贏家。包括葛政在內的幾個高層也沒有得到多少財產。”那位金信信托的中層至今不認為是葛政個人原因導致金信的今天。這位中層評價葛政為人低調，“肯為下屬擔當，雖然常年有腎病在身，但精力旺盛，是典型的工作狂。”

　　在他看來，“葛政膽大，有魄力”。他回憶，在1990年中期成為金信信托公司總經理后，葛政經常向下屬灌輸要善打“擦邊球”的概念，“按照他的理解，法律規定的常規業務利潤肯定低，而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業務才應該是金信信托努力的方向”。

　　幕后

　　方愛華告訴《商務周刊》，早在2003和2004年，他們就曾向金信兩次“存入500萬”——方一直稱呼這種信托為“存款”。她介紹說，當時金信信托業務員承諾收益為8%左右，而且每年到期都如數返還本金和利息。嘗到甜頭的機械廠工人們絕大多數把本息原封不動地繼續“存入”，甚至借錢追加投入。所以雖然賬面上信托受益頗豐，而且支付及時，但金信信托真正需要支付的比例很少。

　　“金信給我們的印象就是一個實力特別雄厚的大公司，更主要的是政府也非常支持。”方愛華回憶，自己曾拒絕了所有來她這里進行同業拆借的集資，但對金信從未懷疑。

　　10月23日金信信托幫方愛華完成第一次“轉讓”后，方也曾聽到金信虧損的傳聞而猶豫是否再次投入。“但金信的業務人員告訴我，金華政府已經決定重組金信信托，金信信托今后就是政府的企業了。業務員說，等到那時候，他們操作業務的方式更規范，反而可能會受到限制。”方相信了這個說法。

　　也因此，在這個說法鼓動下，更多的投資者不但沒有支取到期的投資，而是重新在業務員的勸說下抓緊最后的時間續約。

　　《商務周刊》在義烏碰到一位姓吳的老先生，2005年11月，他有20萬穩健型證券投資信托計劃到期，金信業務人員在支付了5.5%的利息后，建議他再續存一年。吳說：“他們許諾利息最低為6.5%。我和鄰居們商量后就同意了”。

　　于是，在2005年7月份“金華市政府派駐包括銀監、審計、人行組成的指導小組進入金信信托”，“停止金信的自營業務和集合信托，限制其與關聯公司的資金往來，督促其關聯公司歸還貸款”，“并在10月份試圖實施政府主導的增資擴股和資產重組方案”的情況下，金信信托不但支出沒有集中爆發，反而單一信托的業務更加火暴。甚至在金信信托停業公告發出的當天，蔡文英說自己所管理的營銷部門還有兩筆信托要進來。

　　如此看來，無論是否參與和主導金信信托最后的瘋狂，金信信托都在利用政府信用，把政府綁在了自己的戰車，花樣百出地拼命吸收民間資金用于股票炒作，卻把最后的風險兜底給了政府。

　　事實上，作為浙江省和金華市龍頭金融企業的金信信托，原本在根上就與金華市政府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說不清”關系。金信信托前身為金華市信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由金華市財政局1991年2月組建。1995-2002年，金信信托一度成為金華最好的企業，這不僅體現在利稅上，很多市政項目的融資都是通過金信系來完成的。特別是利用當時股市的“莊家”智慧，金信在當地整個金融生態系統內扮演了一個“造血機”的角色：通過同業拆借，吸收企業委托理財和個人資金投入股市，然后獲得豐厚的回報。金華當地企業發展水平較低，投資渠道少，也多少給這種模式的存在提供了生存空間。

　　2001年后，金華市信托公司增資到10.18億人民幣，金華市財政局退出大股東行列，轉由葛政控制的通和投資及其關聯企業控股。但金華市財政局依然保持了金信信托大約10%左右的股權，并一度由金華市政府主管財政的原副市長盧福祿擔任金信信托的法人代表。政府與企業糾纏不清的時候，就給了葛政這樣的資本梟雄“漁利”其中的空間和機會。

　　在離開金華市的最后一天，《商務周刊》獲得的一份金信內部報紙《金信報》顯示，為解困金信信托，2005年10月15日金信信托召開臨時股東大會，金華市主管財政的副市長王建平主持審議通過了《關于金信增資擴股的議案》，計劃由金華市財政為主導，吸引其他戰略投資者對公司實施戰略重組。會議選舉金華市財政局副局長、國資委主任徐德良為副董事長并代理法人。并設立董事會執行小組，選舉徐德良、任曉莉、葛政、朱江平、許洪濤、祝俊明為小組成員，負責重組具體事宜。

　　隨后做出的決策是，在徐德良的主持下，金華市政府將1500畝和2800畝兩塊土地劃撥到金信信托賬下。雖然土地具有很強的保值增值功能，但金信信托最急需的卻是源源不斷的大量現金。或許就是這個時候，變本加厲從老百姓的養命錢中抽血的金信依然沒有籌夠到足夠的現金，從而失去了救贖的最后一個機會，徹底滑入墮落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