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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黃利明 北京報道
融資融券業務，雖然只是在部分政策規定中零星提及，但每一次都刺激著券商的敏感神經。
隨著《證券公司風險控制指標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下稱《管理辦法》)以及《證
券公司監督管理條例(草案)》均提及融資融券業務，使其再次成為券商關注的焦點，融資融券的腳步也漸行漸近。
券商治理新重點
1月6日，證監會發布了《證券公司風險控制指標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擬從量化券商風險入手提高日常監管的有效性，并明確了“券商融資融券”業務相關限制性規定。
據本報了解，該項業務政策細則的出臺也將成為2006年券商綜合治理工作的新重點。按照證監會機構監管部所披露的計劃，其今年將積極研究證券公司開展融資融券等服務的具體實施辦法，充分發揮證券公司在證券發行、交易活動中的中介作用，擴大證券公司主營業務的盈利來源。
其實，今年1月1日施行的新《證券法》也對該項業務予以放行，原《證券法》則規定“證券公司不得從事融資融券的證券交易活動”最終放行的聲音蓋過了繼續禁止的聲音。
“這一業務的開展對證券公司和證券市場來說都是一大利好。” 國都證券經紀業務總部的李悅向本報表示。
同時李悅指出，從前后政策的一步步改動來看，證監會要啟動這項政策的決心已經非常明顯，年內推出的可能還比較大。該項業務一旦放開，等于是對現有證券公司經紀業務的一次升級，預計該項業務將占到券商經紀業務收入的1/3。
韓國模式?
當放開成為必然選擇，融資融券業務的模式定奪則成為監管層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
據本報了解，在最近的一段時間里，證監會方面已經從各方面收集意見和相關的研究報告，開始著手融資融券業務相關政策的研究和制定。
作為參照，有歐美國家實行的市場化融資融券模式，證券公司主要通過貨幣市場向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通過信貸、回購和票據融資，融資融券交易均表現為典型的市場行為；而日本、韓國、臺灣等實行的是這種專營的融資公司模式，證券公司必須向經過特批的證券融資公司籌借資金。
據了解，日本和臺灣的模式都是戰后在證券市場欠發達、交易機制不完善、整個金融制度不健全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因而其制度從一開始就有別于美國，具備中央控制的性質。
就此，深圳證券交易所綜合研究所研究員陳建瑜指出,在現有制度和結構下不適宜直接采用完全市場化的信用交易模式(美國模式)，而應采取證券金融公司主導的集中信用模式，可以有效地組織融資融券活動并對風險進行監控。待市場發育成熟以后再逐步轉向市場化模式。
據知情人士透露，從模式選擇上來說，現在監管層傾向于專營的融資公司模式，其中尤其對韓國模式比較推崇。據了解，韓國模式最重要的是建立了完善的客戶保證金制度和證券借貸制度，并在此基礎上擴大了證券金融公司的業務范圍。從實踐來看，該模式既能為券商融資融券，又能抵御券商挪用客戶保證金風險。這也使得韓國在金融危機中，雖然少數證券公司破產或被外資收購，但投資者客戶保證金未受損失。
準入門檻
但好事并不能攤到每個人頭上，作為開展融資融券業務的券商很可能將面臨新的門檻限制。
“分類監管、券商風險控制、凈資產等都將會與融資融券業務的開展聯系起來。該項業務也不可能所有券商都能開展。”有券商高層向本報指出。
現在，證監會在積極建立以凈資本為量化標準的監管體系。
據了解，這將對券商經營業務范圍進行明確，不同業務范圍采用不同的風險控制監控指標，管理部門可以根據風險程度、內控水準、財務實力等數據，將券商劃分為不同類別，實施不同的業務許可和監管措施。
陳建瑜建議，對證券公司從事融資融券業務應實施許可證制度。具有證券融資融券交易資格的券商限定為實力雄厚、規模較大、管理規范的綜合類券商。沒有許可證的證券公司只能從事代理業務，接受客戶的委托，代理客戶向證券金融公司的融資融券申請。這與證券公司分類監管原則一致，也可以激勵證券公司的競爭，使之提高業務素質。
但由于融資融券業務對于證券公司風險控制的要求非常高，陳建瑜認為，該項業務最為令人擔心的還是券商本身控制風險的能力，同時從現有的監管來看券商的監管風險也很難控制。所以該項業務能否盡快開展還需要看證券公司本身的風險控制能否達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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