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全球環境中成長

　　沃頓商學院的約瑟夫·H·勞德管理和國際研究中心的董事會成員認為，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破產，烏克蘭的橘色革命和東西德的統一都大大出乎公司管理者們的預料，從而揭示了全球變革和商機之間的聯系。

　　在該中心舉辦的一個名為“理解全球性關聯:最近各大事件給我們的啟示”的小組討論會上，他們指出，在未來，中國、印度和東歐很可能在全球商業的發展中發揮舉足輕重的

作用。

　　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及勞德研究中心的主任理查德·賀瑞在討論開始時邀請參加者們列舉一些事件。這些事件不僅出乎他們的意料，而且還揭示了未得到正確評價的全球經濟的相互關聯性。賀瑞說，“我們對事情的發展總抱有一種既定的想法，通常情況下事情都是按照這一思維定勢來發展的，但是出人意料的事情還是會不時地發生，使你不得不退后一步，用不同的方法來處理。”賀瑞還是沃頓商學院金融機構研究中心的主任之一。

　　16年的等待

　　大眾汽車公司的前首席執行官卡爾·漢恩(CarlHahn)舉的例子是柏林墻的突然倒塌如何為他的公司創造了一個巨大的機遇。那時，大眾汽車火速進入東德并立即與德國政府簽訂了收購協議。收購結束之后，大眾才發現它購得的工廠不僅高效、十分現代化，而且具有極高的生產率。漢恩說，各種設備運轉良好，只是一直被封存著，因為東德缺乏足夠的財力來進行生產。事實上，在東德，等了16年才迎來第一輛車子。

　　他說，“但是在這場競賽中最讓我震驚的是，我根本沒有必要這么迅速地行動，因為沒有人和我競爭。似乎沒有人對這個新的市場感興趣。這件事告訴我們當一個全新的事物出現時，大型公司要進行研究，而這需要時間。”大眾想也沒想就著手了。“這對我們有好處。我們發現東德人有許多長處。”

　　此外，當中國這個計劃經濟體剛剛開始向自由市場體制轉型之時，漢恩就開始著手在中國成立一家大眾合資企業的談判事宜了。他注意到大眾的經理們并不是很肯定中國會在多大程度上向市場經濟轉型。但是他在看到一個不太符合中國傳統的現象之后就安下心來了。“我們發現這些中國的領導人都把孩子送到國外去念書。我必須說，對我們來說，這清楚地表明這個國家想要朝著一個新的方向前進。”

　　漢恩說，將來印度就是另一個前線。他說，“從歐洲的觀點出發，我們很少談論印度，這很奇怪。印度的發展雖然滯后中國20年，但是會說全球市場語言的印度人卻高達幾億。”此外，印度有一群年輕、熱情、聰明的工程師和科學家，他們會推動經濟的發展。

　　他指出，油價的持續上漲，特別是颶風卡特里娜之后油價的飆升，使歐洲人更加擔心自然資源的枯竭和生態問題。但是美國的各大行業仍然“沒有把這種現象看成是制定未來產品計劃時需要考慮的問題。結果就是，對于美國汽車業來說，它可能會成為發展的一個障礙，而對歐洲和日本的汽車業而言，它可能是又一大優勢。”他補充說，德國的經濟增長很緩慢。“它的社會主義傳統太多，因而無法吸收完全自由的企業體制，它的各種規定管制使整個國家陷入癱瘓。”

　　美聯儲前來相助

　　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的前首席執行官阿倫·惠特回憶了1998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破產之后投資市場遭受的動蕩。他說，華爾街一直以來都很敬畏該對沖基金。它是由所羅門兄弟公司的約翰·梅里韋瑟以及

　　但是1998年夏天，俄羅斯拖欠政府債務引發的“驚濤駭浪”使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地位遭到了損害。惠特說，他曾經聽聞該公司有麻煩，但是不知道問題的嚴重性。直到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總裁威廉·麥克道諾夫打電話給他，他才明白。麥克道諾夫請惠特和另外幾個華爾街的經理當晚到美聯儲參加一個會議，并堅持要求惠特參加。因此他只好放棄當晚飛往馬德里的計劃。

　　惠特回憶說，“我們都十分

　　惠特說，雖然與七年前相比，對沖基金的數額大了很多，“但是仍然沒有人直接對此事負責。”他已經開發出一些模型來證明不太可能會發生類似長期資本管理公司這樣的嚴重事件。“但如果再爆發一次大風暴的話，也可能會發生類似的危機。然而有一件事不會改變:如果它再次發生，你還是不知道要如何處理。只能是采取臨時的措施……我希望任何承擔起這個責任的人都會和七年前的美聯儲官員們一樣的出色。”

　　很難避開媒體的耳目

　　倩碧實驗室的主席和美國駐奧地利前大使羅納德·勞德談起了烏克蘭2004年的橘色革命。他說這次革命凸顯了全球范圍內民主的變革和傳媒業商機的改變。勞德說，在經過一連串的競選以及二氧芑的毒害后，維克托·尤先科仍然當選為烏克蘭總統，這是那個歷史性時刻的一部分。

　　他說，“烏克蘭如果不是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那也是歐洲最腐敗的國家之一。雖然其他國家也很腐敗，但是烏克蘭在這一點上屢屢勝出。”橘色革命——尤先科的競選過程中使用的主要顏色——“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為它具有傳播效應，引發了黎巴嫩和吉爾吉斯斯坦的民主運動，后者的總統阿斯卡爾·阿卡耶夫于2005年4月被推翻。勞德說，橘色革命對約旦和摩洛哥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那里的市民們開始懷疑自己的領導人。“所有這些國家都有一個主要的問題。他們的政府人員并不相信私有企業。事實上，當你的媒體可以暢所欲言時，就會有各種各樣的商機出現。自由的媒體會聚焦法治以及人們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有了自由的媒體，政府就很難采取一些違法或腐敗的行動。”

　　勞德從1993年開始投資媒體。那時歐洲的前蘇聯國家剛剛開始拍賣廣播執照。他的中歐媒體公司及其合伙人在6個國家擁有10家廣播公司。年輕時對中東歐的迷戀使勞德定期前往那些國家旅行，并最終建立了一個關系網。他指出，在前蘇聯時期，電視通常被用作政治宣傳的工具，因此鐵幕一落下，人們對新媒體的需求就噴薄而出。

　　了解不同的文化

　　CNH環球公司的前首席執行官讓皮埃爾·羅索說，

　　羅索是布什總統貿易政策與談判顧問委員會的成員，他說，雖然全球一直在倡導自由貿易，但是農業問題卻因為政治和補貼而變得很復雜。他說，“這個問題很難解決。”他還說，布什政府希望通過訂立條約，比如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來促進美國與拉美之間的貿易。“他們希望逐步擴大與南美洲的自由貿易。一旦你與一個國家建立了貿易關系，你就不太可能與之作戰。”

　　羅索指出，歐洲人通過南方共同市場貿易集團(包括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和巴拉圭)已經深入拉美市場。同時，從1991年開始，美國就已試圖通過其提出的美洲自由貿易法案擴大在西半球的貿易。美洲自由貿易法案是美國根據北美自由貿易法案制定的。但是談判過程卻相當緩慢。他說，“歐洲可能在我們之前就已經和南方共同市場建立了深厚的貿易關系。美洲自由貿易法案是否能成功還須拭目以待。”

　　保羅·弗里堡是勞德董事會的主席及總部位于紐約的私有農業公司康地集團的首席執行官。他講述了他的公司如何在全球的商業環境中成長的故事。他于1976年加入公司時，公司還只是一個商品貿易行，主要向俄羅斯出口谷物，而中國也只是剛剛進入世界市場。他說，“那是一個黃金時期。”但是當他在上世紀90年代時進入高級管理層時，期貨貿易已經成為一種高風險、低回報的業務了。公司的經理們問，“當你的核心業務已經過時的時候，你如何應對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呢？”

　　該公司進行了一次大的重組。通過吸收新的合伙人，公司成功地在多個行業持股，包括啤酒、家禽和航運。它還分析了創辦新企業的可能性，包括一家中國投資公司。他說，“對于我們擔任董事會成員的公司，我們希望能在直接投資中發揮重要作用——就像巴菲特所做的那樣。你不需要掌握控制權，但是你可以和一個你信任的合伙人一起開辦公司，卷起袖子大干一場，建立起一個偉大的公司。”這種基于合伙人的構架給予公司相當的靈活性，使其可以找尋新的機遇。“我們可以很樂觀。我們可以讓世界的發展潮流帶領我們去任何地方。今天是中國。誰又知道明天會是哪里呢？”

　　聲明:本文經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中文網站“沃頓知識在線”(http://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獨家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