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信/來論

　　備受關注的“鄭俊懷案”日前進行了一審宣判:伊利前董事長鄭俊懷因挪用公款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這位昔日的伊利功臣，如今成為了階下囚(1月1日《東方早報》)。

　　鄭俊懷因罪獲刑，并無新意，有意思的卻是報道中的一個細節。鄭俊懷挪用了1600萬元資金到一家華世商貿公司。對此鄭俊懷辯稱，一是為了抵制某些莊家對伊利社會法人股的惡意收購，二是為了解決管理層持股的來源問題。針對這一說法，包頭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光不無惋惜地說:“其實，華世商貿公司的股東如果是伊利整個管理層，如果他們挪用的兩筆資金經過了伊利董事會集體研究同意批準就沒有問題，可惜，他們沒有這樣做。”顯然，在李法官看來，鄭俊懷之所以獲刑，原因并不在于鄭俊懷調動公共資金謀求私用，而是在于這一行為沒有經過伊利董事會批準。不知道獄中的鄭俊懷聽到這一說法該哭還是該笑。

　　事實上，鄭俊懷不僅是前伊利集團公司的前董事長、首席執行官，還是公司黨委書記，“三權”集于一身。再加上鄭俊懷是帶領伊利集團從一個只有幾十萬元資產的小企業成長為擁有50億資產的上市公司的帶頭人，在伊利內部擁有無可替代的威信與權力。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假如當初鄭俊懷稍微走一下形式，所謂資金投入華世商貿公司的項目，在董事會通過也不會有什么問題。如此的話，也就不會有今天的牢獄之災了。

　　所謂權力制衡已然是老生常談，為何還會有類似鄭俊懷這樣的絕對權力的出現呢？究其原因還是在于

考核機制。在國有企業，上級單位考核領導班子，一個最為重要的指標就是團結，追求所謂“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統一思想、保持一致”，團結就是好班子，而忽視了領導班子內部的監管和制衡機制的建設，最終使得腐敗和違法失去了預警和防微杜漸的機制，成績和問題、鮮花和牢獄都隨著“一把手”個人的興衰而嬗變，是為“絕對權力”產生的真正根源。

　　馬紅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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