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掘和啟動消費內需 關鍵要提高低收入階層工資

　　在當前貨幣工資結構性問題突出的情況下，提高貨幣工資最主要是提高低收入階層的貨幣工資，目的是提高社會居民整體的消費購買力水平，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內部經濟壓力，調節資本的方向和投資結構，但把提高貨幣工資僅僅理解為漲工資，或誰先漲工資，則就脫離了發掘和啟動消費內需的真實含義，是一種曲解

　　□劉曉忠

　　○從提高居民的貨幣工資的角度看，關鍵是提高初級勞動力、低收入階層的貨幣工資水平，而要達到這一目標，關鍵在于資本擁有者自覺性和全局意識。政府在此間的作用較為有限，政府最可能的措施是:穩健、有序地放寬市場準入渠道，解決資本投入的結構性問題；完善資本形成機制，提高資本形成質量，為降低金融市場的不良資產提供政策和法律的追溯環境；嚴格貫徹最低工資保障的執法力度；為勞動力提高層次較高，切實有效的法律援助制度體系；采取切實措施降低財富效應的獲利空間，穩定居民的住房、教育和醫療開支；完善轉移支付體系和社會再分配體系，建立健全贈予制度體系和慈善事業制度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除了提高居民的貨幣工資待遇外，完善和提高社保體系和全社會福利水平也是一個重要的途徑。在這一層面上政府的作用相比在初次收入分配制度方面更加可為

　　如何擴大內需？近一段時間一直讓決策層和學者絞盡腦汁。最近，把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作為擴大內需的關鍵性舉措形成了較為一致的共識。在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決策層已經明確把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列入了明年的重點工作之一。

　　如何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實際上，這一問題相比如何擴大內需問題有過而無不及。提高貨幣工資水平，涉及到社會收入分配體系和社保福利體系等諸多問題，而這其中最難是如何協調參與收益分配的全要素在社會收入分配體系中相應權重關系的變動問題。

　　隨著中國內外需市場不平衡的加劇，中國存在著資本結構性過剩的跡象，這種跡象當前已經不斷顯現出來:資本有回歸資金的跡象，從央行公布的數據看，企業的存款增幅要高于居民的儲蓄存款的增幅，表明具有再生性的資本由于投資項目的結構性匱乏不斷進入資金市場；資金追逐財富效應問題較為嚴重，財富效應實際上是資金參與社會再分配，而不是創造實際的經濟增加值，大量溫州游資在全國范圍內炒房表明，資金有脫離資本形成軌道的跡象；中國

　　收入分配制度制約貨幣工資上調當前的社會收入分配制度體系對提高貨幣工資帶有一定的剛性硬約束。自社會分配體系變革以來，社會分配體系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各要素在社會分配體系中所占的權重，不僅取決于各要素對經濟增長和收益的貢獻程度，同時也取決于各要素在市場上的稀缺程度。當前市場機制在社會分配體系中的基礎性作用不斷體現和加強。決策層對各要素在社會收入分配體系中的調節作用較為有限。

　　由于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市場化程度各異，許多要素價格尚未真正市場化。其主要表現在:許多要素資源，如原材料、能源、水電交運等的價格還存在不同的定價體系，價格雙軌制阻礙了這些要素資源市場化價格的形成，這些價格存在著制度性貼現的成分；各要素價格不同的市場形成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各要素在分配體系中所占有的比重和份額，如資本在現行的分配體系中處于比較有利的地位，資本不僅獲得了一些要素資源價格非市場化的制度貼現，而且也占有了必要的勞動力價格的要素成本。把貨幣工資壓得很低，從理論上講勞動力價格是由勞動力生產和在生產的成本、勞動力維系自身和家庭的必需生活支出、社會平均消費水平等因素決定的；當前消費內需較低，實際上反映了貨幣工資無法有效支撐消費內需的啟動。

　　從各要素資源的稀缺程度上看，各要素資源的稀缺程度存在著自然、市場和制度的多重制約，并非是簡單的市場意義上的稀缺。原材料、能源、土地等的稀缺性主要體現在不可再生的自然稀缺，同時也存在制度性稀缺問題，即資源的流通、分配和價格等的制度性管制造成的制度性稀缺；勞動力比較特殊，存在著結構性過剩和結構性稀缺并存的局面，這種特殊的勞動力結構決定了貨幣工資的結構性特征，初級勞動力顯著過剩，這種過剩主要體現在供給過剩，而在高級勞動力則相對稀缺；資本這一要素較為特殊，理論上講發展中國家在高速發展過程中，資本是較為稀缺的，然而中國的情況難以歸類與一般——中國的資本稀缺主要體現在資本形成機制的稀缺。由于中國金融市場發展與改革滯后，大量的資金難以變成有能力的資本，不僅使金融市場面臨著流動性陷阱的壓力，而且由于資本形成機制不健全、資本形成質量不高等因素，又一定程度上放大了

　　資本的稀缺程度，使得資本在收入分配體系中能夠支配其他要素，在分配體系中起到了支配性作用。隨著中國內外需市場不平衡的加劇，中國存在著資本結構性過剩的跡象，這種跡象當前已經不斷顯現出來:資本有回歸資金的跡象，從央行公布的數據看，企業的存款增幅要高于居民的儲蓄存款的增幅，表明具有再生性的資本由于投資項目的結構性匱乏不斷進入資金市場；資金追逐財富效應問題較為嚴重，財富效應實際上是資金參與社會再分配，而不是創造實際的經濟增加值，大量溫州游資在全國范圍內炒房表明，資金有脫離資本形成軌道的跡象；中國奢侈品市場的活躍吸引了部分存量資本向資金的轉化，對于發展中國家，奢侈品市場的日益活躍實際上是一種貨幣資源的錯配和濫用。而在許多領域中國存在資本的稀缺，如鐵路建設、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結構升級、技術創新投入以及欠發達地區等方面存在較大的資本缺口。實際上造成這種資本的結構性過剩的最根本原因是資本對其他要素資源的掠奪式占有，尤其是對貨幣工資的占有和支配。

　　貨幣工資與資本是矛盾的對立統一關系，貨幣工資對資本有爭利性的一面，也有建設性的一面。貨幣工資是資本補充的必要途徑，在當前資本由于在分配體系中占據了支配性的地位，貨幣工資的結構性導致了消費市場的結構性，結構性的消費市場帶來了資本的結構性過剩，在資本轉換投資結構受到了資本形成機制不健全和市場準入等因素的制約下，資本褪去資本外衣回歸資金本性，追逐財富效應和奢侈品市場的跡象就會越演越烈。

　　提高低收入階層貨幣工資是關鍵從提高居民的貨幣工資的角度看，關鍵是提高初級勞動力、低收入階層的貨幣工資水平，而要達到這一目標，在現有的社會分配體系中關鍵在于資本擁有者自覺性和全局意識。政府在此間的作用較為有限，政府最可能的措施是:穩健、有序地放寬市場準入渠道，解決資本投入的結構性問題；完善資本形成機制，提高資本形成質量，為降低金融市場的不良資產提供政策和法律的追溯環境；嚴格貫徹最低工資保障的執法力度；為勞動力提高層次較高，切實有效的法律援助制度體系；采取切實措施降低財富效應的獲利空間，穩定物價，特別是居民的住房、教育和醫療開支，防止恩格爾系數的反彈；完善轉移支付體系和社會再分配體系，建立健全贈予制度體系和慈善事業制度；等等。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除了提高居民的貨幣工資待遇外，完善和提高社保體系和全社會福利水平也是一個重要的途徑。在這一層面上政府的作用相比在初次收入分配制度方面更加可為。居民消費內需不足除了增量的貨幣工資收入的可預見性不高外，社保和社會福利體系的覆蓋面不高和現有社保福利水平與居民的期望值產生偏離也是居民降低即期消費偏好的主要障礙之一。不論是十六屆五中全會還是最近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財政政策由建設性向公共性財政轉型成了決策層關注的主要問題之一，如何實現這一轉型，除了加大農村和欠發達地區的基礎性公共設施等的建設外，中央還提出了在廣大農村地區和欠發達地區首先實行九年義務教育免費措施，完善全社會基礎性公共醫療衛生建設等都將為啟動居民消費產生不小的影響；然而，受財政資源的有限，如何在這些領域貫徹實施決定著財政投入對居民消費內需的拉大效力。當前社保和福利制約居民消費內需不僅體現在覆蓋面上，而且還體現在社保和福利的水平上；對于沒有社保和福利保障的居民，把其納入社保和福利體系之內可以部分提高其消費水平，降低其預防性儲蓄偏好，但這部分居民實際上不確定性缺口很大，收入層次較低，可動用的消費資源和購買力較為有限，在加之財政難以補足其社保和福利缺口，這一群體的消費拉動較為有限；筆者認為次優的選擇是在建立可以覆蓋較低收入階層的社保和福利體系的前提下，重點在中間階層實現突破，中間階層其本身具有潛在的消費購買力，一旦提高其社保和福利水平將會激發其消費傾向，讓人遺憾的是有關部門舍易求難，以降低現有參保居民的社保水平，這一政策很可能為這部分居民帶來了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對其即期消費可能產生向下的壓力。相反，筆者認為決策層應該在職工交納社保金和保證職工工薪不變的情況下，提高單位的交納比例，這不僅變相提高了居民的貨幣工資，而且也一定程度上繞過了資本利用在社會初次分配制度中的支配性地位，阻礙貨幣工資的提高；當然資本可能會采取降低現有工資水平來應對，不過決策層可以通過財政和稅收政策來降低這一影響，如通過調節企業所得稅和

　　中國公務員的社保、福利體系是當今世界上最有保障和最安全的階層之一，完善的社保、福利體系實際上已經使得公務員的消費邊際傾向接近于零，增加公務員工資無疑就意味著增加居民儲蓄，實際上是一種資源的錯配。因此，公務員工資不存在提高的現實需求，一旦要提高，應該是在精兵簡政、解決人浮于事等問題的基礎上，在公務員工資福利總量不變的情況下，從內部擠壓來提高公務員的貨幣工資水平，而不是通過財政預算增量來為公務員加工資

　　提升居民收入不是單純漲工資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是當前決策層和學界關注的焦點，在這個領域學界的觀點繽呈紛至，其中有專家建言，以提高公務員工資起步，逐步開啟全民收入提高的大幕。誠然，相比提高其他居民的貨幣工資，提高公務員的工資在操作上具有很強的調節性；但這種先后關系并不值得提倡；具體原因為:到目前為止，公務員的工資已經處于中等略偏上的水平，對其提高工資沒有現實的迫切需求；公務員工資水平存在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分配層次問題，是工資結構問題而非是工資水平問題；公務員的消費資源具有可轉嫁性，不同級別的公務員都隱性和顯性地存在一定的消費費用，這部分消費費用有的以貨幣工資的形式體現，有的并沒有以貨幣形式體現出來，因此如果加上這些支出，公務員工資水平實際上并不低，最近，高學歷的人才鐘情于公務員表明公務員實際上是一個中富階層，再提高工資其實對公務員建設并不有利；中國公務員的社保、福利體系是當今世界上最有保障和最安全的階層之一，完善的社保、福利體系實際上已經使得公務員的消費邊際傾向接近于零，增加公務員工資無疑就意味著增加居民儲蓄，實際上是一種資源的錯配；因為公務員不僅社保、福利體系健全，而且住房、醫療等的補貼也是豐厚的，同時各種交通補貼、通訊補貼、餐飲補貼五花八門，據悉許多政府部門一個車補就相當于一個普通工人一個月甚至幾個月的工資。因此，公務員工資不存在提高的現實需求，一旦要提高，應該是在精兵簡政、解決人浮于事等問題的基礎上，在公務員工資福利總量不變的情況下，從內部擠壓來提高公務員的貨幣工資水平，而不是通過財政預算增量來為公務員加工資。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提高貨幣工資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在當前貨幣工資結構性問題突出的情況下，提高貨幣工資最主要是提高低收入階層的貨幣工資，目的是提高社會居民整體的消費購買力水平，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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