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性使用外匯儲備

　　文/陸國慶

　　長期以來，外匯儲備在中國人心目中是一個閃閃發光的詞匯，代表著很多抽象和不那么抽象的涵義，是可以讓人振奮和自豪的國家級褒義詞，對于企業而言，賺取外匯就是為國爭光。但近兩年來，形勢發生了逆轉，外匯儲備的持續增加使人們引發了一場關于外匯儲備使用方面的大辯論。至2005年9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7690億美元，比上年末增加了1

590億美元。人們普遍估計，按照如此增速，中國的外匯儲備到明年6月將超過10000億美元。

　　持續較快增長的巨額外匯儲備如同一把“雙刃劍”，如制約貨幣政策操作、加劇經濟結構失衡、激化國際貿易摩擦等，對于宏觀經濟的影響也不容小視。無論從貿易結算還是抵御外匯沖擊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都應該算“超標”。大規模的外匯儲備已經給中國的貨幣政策帶來了壓力，同時外匯增多也將進一步激化

　　但中國外匯儲備的增長完全是被動的。在目前情況下，中國的外匯儲備還會繼續增加，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外匯儲備的多少，而在于如何有效使用稀缺的資本。雖然中國從不公布外匯儲備的具體資產組合、利息收入等等要素，但央行將大部分外匯儲備投資于美國國債(國庫券)也是不爭之實。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把外匯儲備，也就是國內儲蓄和海外籌資用于購買外國政府債券，而不是用于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確實是對資源的低效率使用。外國政府債券投資回報率約在4％－5％，而中國本國的經濟投資回報率遠遠超過這個水平。

　　中國在很多戰略性領域都還遠遠落后于許多發達國家。例如，中國的科研和開發費用(R＆D)目前僅占GDP的1.4％。相比之下，日本的科研和開發費用(R＆D)占其GDP的比重在過去50年里一直在穩步地提高，90年代以來已明顯超過美國，2003年達到GDP的3.4％。中國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投入也相對較低，尤其是政府投入相對較弱。此外，隨著經濟快速增長，中國對能源等原材料方面的需求已逐漸超過國內自然資源的儲存及開發能力。是否應該將巨額的外匯儲備用在發展教育、基礎科學研究、自然資源、高科技及有關設備的購買上？是否應該戰略性地運用外匯儲備去購買那些難以在國內逐步積累的國外資產和知識產權，如石油、鐵礦石等自然資源以及技術等等？這已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個話題。

　　在外匯儲備的使用方面我們應該學習日本及其他國家(如新加坡，韓國等)的經驗，通過增加海外投資及國內消費的形式降低外匯儲備增長的壓力，合理有效的使用稀缺的資本。二戰之后，日本借助海外投資來緩解其國際收支順差，同時克服其國內資源匱乏的問題。日本的海外投資最初集中在自然資源的開發以及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上，隨后逐漸地轉移到

　　新加坡政府外匯儲備的使用上也是值得借鑒的，尤其是淡馬錫模式對我國外匯儲備的戰略性使用有較強的借鑒作用。新加坡政府在1974年成立的淡馬錫控股公司就是主要從事海內外投資的公司。目前淡馬錫管理著550億美元的資金，該公司48％的資產投資于海外，擁有包括中國民生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及中國電力國際等數十家海外公司的股份。

　　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是相對發達國家，其投資的主要目標是獲取競爭性的回報，而戰略目的僅居其次。而對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投資的戰略性要優先于對收益率的要求，因此需要有更為長遠的目標，而不應被短期的收益所困擾。

　　在外匯儲備戰略使用的運作模式上，可參照2003年底用國家外匯儲備注資成立中央匯金投資有限公司的做法，但在投資方向有明顯區別，即不應該用屬于全民所有的外匯儲備去救濟瀕臨破產的企業。外匯儲備戰略使用定位于兩個方面:一是選擇對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有重要影響的行業如自然資源等進行戰略性海外投資；二是對國內的基礎設施、教育科學研究等領域進行戰略性投資，主要投資于國家創新體系和產業創新系統、公共衛生、社會安全保障體系、全國信用信息系統等與人民福祉、國家命脈與國家競爭力密切相關的領域。前者是以走出去的形式對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作戰略投資，而后者其實是針對長期經濟發展而采取的政府消費。

　　這兩個投資方向應該有不同的操作方式。海外投資業務方面，可以以控股的形式來投資于類似于高科技及自然資源之類的戰略性行業，要求取得有競爭性的回報，但所承擔的風險也高于傳統的外匯儲備資產的管理。海外投資可采取直接投資或收購股權的形式。為避免政治敏感性，有些投資可通過間接控股的形式。至于國內投資方面，實際上是以政府的角色來進行戰略性的消費，因此也不可能對其要求直接或快速的回報。此類投資的回報會通過中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及相應提高的政府稅收來實現。在具體操作上，此類消費應僅限于使用外匯的采購，例如購買原油來充實戰略石油儲備，進口高科技設備來支持科研與開發，進口先進的醫療設備，為研究人員提供出國交流或培訓的經費，或者用于引進國外的專家和顧問等等。外匯儲備戰略使用是有關國家資源的重大決策，應該得到全社會的關注以及政府更高層的通盤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