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石林碧案舌戰三大焦點

　　本報記者 劉欣然 見習記者 胡 欣

　　北京報道

　　11月8日開庭的王小石、林碧一案，控辯雙方就案件基本事實、王小石的身份問題、是否謀求不正當利益三個問題，進行了對抗。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代理檢察員邸桂珍以王小石斡旋受賄、王小石林碧共同犯罪提請訴訟，王小石和林碧均不承認指控，王小石的律師田文昌、孟冰為王小石做無罪辯護。

　　基本事實之辯

　　雖然王小石的辯護律師孟冰說，本案案情清楚簡單，林碧打電話找王小石，王小石在見過鳳竹紡織(600493.SH)的領導人之后，安排鳳竹紡織的預審員——證監會發行部審核一處和二處的齊蕾和樓堅--和公司領導吃飯，介紹了公司情況，之后收了72萬巨款。

　　被譽為“中國刑事律師第一人”的田文昌律師說：“本案關于事實部分，控辯雙方并無大的分歧——請托事項存在。”田文昌曾經擔任過“劉涌案”的辯護律師。

　　但在案件關鍵性細節部分，控辯雙方存在諸多爭議：

　　其一，王小石在安排鳳竹紡織與證監會人士見面之前是否與林碧談好價錢。

　　2004年11月4日林碧的第一次偵查供述表明，鳳竹紡織方面提出到證監會疏通關系，林碧建議找王小石。而后林碧通知王小石，企業提供150萬元，王小石說“我要80萬，剩下的歸你”。王小石還提出雙方都用別人的卡打錢。

　　2005年2月，第二次偵查供述林碧推翻了第一次的口述。在法庭上林碧以第一次偵查供述時自己近視眼、看不清楚筆錄等諸多理由，全盤否認第一次口供。

　　王小石在法庭上說，林碧第一次的供述“一句實話沒有”，堅持說“我從來沒有跟林碧要過錢”，“是林碧自己提的，我就收了”。

　　公訴人認為，偵查階段的筆錄真實可信，是其認為王小石和林碧有罪的重要證據。

　　林碧的辯護律師蔣光輝說，林碧的前后供詞矛盾，應該以其在法庭上的陳述為準。即使這個證據屬實，也為“孤證”，不能作為起訴和法庭判決的證據。

　　孤證系指被告人自己的口供多有前后矛盾不一之處，且再別無其他證據予以佐證。

　　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要求，“證據確實、充分”方可定罪，同時，《刑事訴訟法》有“重證據、輕口供”的采證原則。不能形成令人信服的證據鏈，其證據不足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即孤證不定罪。

　　公訴人還出具鳳竹紡織公司領導證詞，證明是林碧主動向企業索要150萬，后來實際給了林碧140萬。這也被林碧否認，堅持說錢是企業主動提供的。

　　林碧是否向公司索要150萬資金，告訴過王小石企業所給的總金額，并與其討論過如何分錢的問題，是關系到二人是否共同犯罪，以及是否像公訴人起訴的那樣“伙分”賄賂款的關鍵所在。

　　其二，王小石是收錢辦事，還是事后收“感謝費”。

　　林碧向王小石提到錢的具體時間是分歧之一。

　　王小石在法庭回答公訴人提問時承認，在林碧一開始給他打電話托請此事時，就說“介紹認識后，會給一些好處”，但他說當時沒說特別準確的數字。

　　公訴人問：究竟是在介紹和證監會人士認識之前還是之后提到錢的問題？

　　王小石回答：記不清楚了。

　　林碧對公訴人此問題也反復答以：記不清楚了。

　　鳳竹公司總裁的證言證明，“介紹審核人員認識之前，林碧主動向公司提出，做了很多工作，欠了很多人情，各部門需要請客送禮，要150萬的費用。”據此，公訴人認為王、林二被告是收錢辦事。

　　但辯護律師認為，林碧事前對王小石的“承諾”，不足為證。

　　其三，這140萬是正常費用，還是賄賂款。

　　林碧在庭審中辯稱，鳳竹紡織給錢目的有三：感謝林碧提供東北證券上市通道；王小石介紹直接審核人員認識的“好處費”；林碧在“跑上市”過程中的公關費，都是業內正常的公關費用。

　　王小石的辯護律師認為，不能把140萬全部算作本案受賄金額。

　　公訴人當庭質問林碧，“你做這項業務(指鳳竹上市)的時候，是東北證券的員工，東北證券對這筆錢并不知情。正常的上市費用為什么不給東北證券而給你個人？”“如果是正常的費用，鳳竹紡織為什么不能入帳？”“這筆錢為什么不直接給證監會？”公訴人認為，這140萬不能算作發行費用。

　　身份之辯

　　公訴人起訴王小石斡旋受賄。斡旋受賄以受賄論處。

　　根據《刑法》有關規定，斡旋犯罪的要件是：

　　1.必須是國家工作人員；2.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3.通過其他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4.為請托人謀求不正當利益。

　　本案在第二和第四個構成要件上，控辯雙方存在根本性分歧。

　　王小石在2000年10月-2003年在深交所籌建創業板，負責創業板的發審工作。在此之前，王小石人擔任證監會發行部發審處副處長。而鳳竹紡織托請上市一事恰恰發生在2002年2月-9月。

　　公訴人認為，林碧之所以托請王小石，正是想利用王小石之前的工作經歷；王小石之所以能夠安排證監會兩位預審員和鳳竹紡織見面，也是利用了自己的工作背景。這就構成了“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

　　辯護人反駁稱：

　　首先，辯護人認為，深交所是會員制單位，與證監會不存在上下級關系，僅僅是受證監會監督管理。

　　辯方曾補充舉證《證監會、深交所關于王小石的工作情況說明》。該文件表明：王小石輪崗到深交所期間，不在證監會任職，不參與證監會考核，不在證監會領取工資；在深交所工作期間王小石的工作與審核處沒有直接關系。

　　據此文件辯方認為，王小石2000年10月-2003年在深交所工作期間，其工作內容與證監會發審工作無關；王小石在證監會擔任發審處副處長時期，其工作內容也不能影響發審一處、二處的工作；王小石請樓堅和齊蕾吃飯憑的是私人關系，并非工作關系。因此案發時王小石的身份不能構成斡旋受賄罪的身份要件。

　　田文昌認為，“利用本人的職權和地位的影響”，必須對轉請托人有制約關系。制約關系有兩種，縱向制約和橫向制約。縱向制約一般是上下級關系，受制人必須做，不做就有影響；橫向制約也是有約束力的關系。

　　據此，田認為，憑交情以及別人介紹，不構成斡旋受賄中的請托和轉請托關系。

　　田文昌抓住了一個細節：王小石曾經提出給樓堅送電腦，被樓堅拒絕了，這恰好否定了王小石對樓堅有制約關系。

　　公訴人強調，“王小石在證監會的職務雖然不存在，但是仍然曾經是證監會的工作人員，請飯就是利用職務之便。”構成斡旋受賄罪的身份要件。

　　多位證券界人士也認為，深交所雖然名義上是會員制單位，但是深交所的領導由證監會委派，證監會與深交所實際上的上下級單位不容置疑。并且，王小石在深交所工作期間 ，雖然工資和考核不在證監會，但是檔案關系仍在證監會。

　　另外，“利用本人的職權和地位的影響”，并非只是對被轉請托人存在制約關系，“利益輸送”也是職權和地位的重要影響之一。

　　是否謀求不正當利益

　　在構成斡旋犯罪的另一要件——“謀求不正當利益”——上，公訴人認為，王小石幫助鳳竹紡織約請證監會相關人員，達到“盡快批準上市的目的”，就是在謀求不正當利益。

　　公訴人在開庭伊始就問王小石：“你認為林碧為什么給你這筆錢？”王小石回答說：“我想是因為我可以介紹認識證監會的人。”

　　王小石的辯護律師對此堅決反對，認為在程序上和實質上都沒有謀求不正當利益。

　　辯方律師認為，在主觀上，首先，王小石跟證監會的人士事先說明：“該怎么審，就怎么審”，不會添什么麻煩；

　　其次，林碧提出幫助協調溝通，王小石提出先和企業見面，在確定上市可能性很大的前提下答應幫忙，即確定謀求的是正當利益。王小石之所以幫助林碧，是在林碧和鳳竹沒有要求謀求不正當利益，自己也確定了的前提下才實施的。

　　在客觀上，王小石和樓堅、齊蕾吃飯，本身不是鳳竹紡織的利益所在，借吃飯之機，公司介紹了一下情況，樓堅和齊蕾都沒說什么——吃飯本身談不上不正當利益；王小石對樓堅和齊蕾要求程序上快一點，有問題及時和企業溝通，這無論如何不能說是不正當利益。

　　辯護律師認為，隨后，二人在審核過程中嚴肅認真，沒有徇私舞弊；鳳竹紡織也沒有提出過要求。因此王小石在主觀和客觀上都沒有謀求不正當利益。

　　公訴人認為，鳳竹紡織表面上看符合上市條件，可以上市不等于必須上市，可得利益不是應得利益，程序上違法實質上也就違法。

　　田文昌認為，第一，鳳竹紡織上市經過了復查，沒有問題，請客吃飯沒有謀求不正當利益。

　　第二，斡旋受賄要看被轉請托人有沒有牟利行為，研究二者是否有共同牟利行為。王小石牟不了利，只能轉請托，但是法庭的證據顯示，樓堅和齊蕾沒有牟利行為。

　　第三，可得利益和應得利益是民事概念，在刑事上判斷可得與應得很簡單，就是上市是否違法。如果在上市不違法的前提下，就是應得利益，鳳竹紡織上市后到今天也沒有發生問題。

　　法律界人士認為，即便鳳竹紡織當時上市可能性很大，但也不能說就可以百分之百上市。雖然鳳竹紡織最后上了市也不等于可以否認當時有行賄的主觀故意。

　　其次，對于“不正當利益”的界定，此案中被告人謀求的利益并不在于上市，而在于控制上市過程。即便鳳竹紡織符合上市條件，但是在程序上謀求“加快上市過程”，程序上違法。

　　王小石的辯護律師孟冰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是否構成犯罪是法律規定的，斡旋犯罪有四個構成要件，只要其中一個不符合，王小石就不構成犯罪。

　　“王小石收了72萬如果不構成犯罪，那這72萬算是什么？”記者問。

　　孟冰回答，這72萬不適用于刑法，也許適用于其他的什么法律條例，但這次開的是刑事庭，使用其他什么條例，不在本次開庭討論范圍之內。

　　曾經在香港證監會任職、獲得耶魯大學法學博士的高志凱認為，本案的實質在于，王小石憑什么收這72萬？如果王小石每年收入5萬元，72萬相當于將近他15年的工資總和，這還不算利益，那算什么？其次，“很明顯王小石知道這筆錢不應該收，因為他有隱匿行為，利用別人的帳戶收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