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金融”需要法律呵護

　　文/吳學安近期，有關國家將放開民間融資的消息報道不脛而走，關于民間融資的可行性和合法性的爭論更是見諸于多種媒體。央行最新的一份報告稱，目前企業內部集資和民間借貸大量增加，民間借貸的利率也明顯上升。譬如，2004年浙江、福建和河北三省的民間融資規模分別約為550億、450億和350億，相當于各省當年貸款增量的15％—25％。尤其是浙江溫州的民間融資活動一直很活躍，民間資本規模約在1500億—2000億左右，其中用于民間借貸的約為11％，民間借貸利率在14％左右。有報道稱，目前國內民間資本接近2萬億元，這些

資本如果能通過民間融資的渠道進入生產流通領域，無疑能夠成為促進經濟繁榮強有力的助推器。

　　民間融資所以被稱之為“草根金融”，是因為它主要是指產生和存在于民間的資金融通行為。如今，民間融資如同一個正處于發育成長期的孩子，日漸長大，而正是“資金供需兩旺”的情勢，為它的發育成長提供了充足的營養。從資金供應方面看，社會財富的“蛋糕”不斷做大，造富于民、藏富于民，目前民間資金規模日趨增大，由于股市低迷、利率偏低以及房市風險已經初見端倪，急需找到新的投資渠道；從資金需求方面講，國內中小企業、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尤其是民營企業的資金需求80％以上要靠自我積累和民間融資，在國家宏觀調控緊縮銀根的形勢下，中小企業、民營企業資金緊張的矛盾進一步突出，而去年10月底，央行開始加息時，將貸款利率上限放開，無疑給民間融資拓寬了發展空間。

　　有人形象地將民間融資比喻為“涌動于法律灰色地帶的金融潛流”，其實是再貼切不過的了。之所以說民間融資處于灰色地帶，是因為民間融資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踏進“非法集資”的雷區。在人們的印象中，民間融資往往是與放高利貸、吃利息聯系在一起的，很少有人能夠準確地說出“民間融資”與“非法集資”的是非界限。就目前情況看，國家對于個人之間的放貸行為并沒有明文禁止的規定；對于企業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借貸納入涉及公共利益的金融業務嚴格管理；對于企業之間及企業向個人的放貸行為，則作為金融業務嚴加管制。1998年7月國務院第247號令頒布的《非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業務取締辦法》規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是指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出具憑證，承諾在一定期限內還本付息的活動。但現行法律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和合法民間借貸之間并無明確的界限。

　　不言而喻，法律界定不清晰、不明確已經成為“草根金融”發展的現實障礙。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如何認定是民間融資還是非法集資仍有相當的彈性，如果從嚴掌握的話，可能會有許多民間融資被劃為非法集資，也會有大批個私經濟和民營企業的經營者被判有罪，因為許多自主創業者在起步發展過程中，都會有過“向不特定對象借款”的經歷。值得關注的是，央行近期專項調查報告提出要“正確認識民間融資的補充作用”的表述，讓人們對“草根金融”走出灰色地帶的期望值隨之增大。

　　從長遠看，為規范民間融資并保護投資者的利益，給民間融資立法很有必要，但考慮到專門立法有嚴密的法定程序，且需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較為現實的做法是盡快出臺相關的部門規章，給“草根金融”正名，尤其是解決“民間融資”與“非法集資”的是非界限問題更是刻不容緩。一方面，鼓勵多種形式的金融創新，取消民間資本投資領域的不合理限制，引導民間融資的合法經營；另一方面，積極探索加強民間融資的監管約束機制，建立民間融資的監測通報制度，重點監管那些有組織的，可能對社會造成較大危害的民間借貸行為。

　　應該說，對于上述設想和方向性政策何時能轉換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法規和措施，無疑是業內人士所普遍關注的問題，而讓“草根金融”盡快走出灰色地帶，享受到法律的呵護，則更是人們所期待和企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