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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岸元
逆差問題在美國國內是一個被高度政治化的問題，因此，扭轉該問題政治化的方向，是一個值得發展的策略。
被政治化的問題，需要通過政治化的手段來解決。許多問題是美國人而不是中國人在
聒噪不安，因此最終必須由美國人自己、通過美國自身的渠道化解。美國跨國公司在中國獲得了可觀的收益，其在華經濟領域國民待遇的獲得，應該在其政治歸屬感上有所反映。如果他們在此方面做得不夠，我們有必要通過各種途徑提醒他們。
介入政策競價市場
在貿易政策方面，美國已經形成了一個較為完善的公開政策市場，不同利益、不同背景的組織都可以通過該政策市場，為自己所需要的政策競價。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禁運、巴統管制下的貿易、1989年事件之后廣泛的制裁以及對華最惠國待遇年度審核、在中國入世問題上無休止地討價還價、永久正常貿易關系(PNTR)等等，先后構成了不同時期美國對中國貿易政策的核心內容。中國入世以后，美國一方面通過多邊貿易爭端解決機制訴求本國利益；另一方面，則借口WTO實施制裁的能力不足，仍然較多地以國內法來處理對華貿易爭端問題。
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政策，與美國對東亞其他國家的貿易政策，存在很大的差異。這主要是因為：其一，美國的對華貿易政策容易受到意識形態因素的干擾。美國內仍有相當一部分人對中國的人權和政治體制持有異議，將雙邊經濟問題上升到意識形態高度的做法，在美國國內極有市場。其二，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這一基本事實，也使得美國對中國懷有戒心。一些美國人認為中國當前的政策是韜光養晦的權宜之計；究竟是通過與加強與中國合作，引導中國融入國際主流社會，還是未雨綢繆，在中國強大起來之前對華實施遏制戰略，在美國內并沒有定論。
包括日本在內東亞國家都沒有能力、也從未打算與美國進行一場真正的貿易戰。從歷次貿易爭端來看，這些國家的基本戰略是：首先據理力爭，擺事實講道理；而后提出與美國制裁威脅針鋒相對的反制措施；最終在最后關頭妥協，爭取美國的讓步。
在歷次中美貿易爭端中，中國往往也針對美國的制裁方案，開列出對美報復清單。但是，鑒于美國此前處理相關問題時的經驗，中國的反制措施在美方看來都是“不可信威脅”，不值得為此改變政策。中美之間上演的、在扳機動作之前的最后關頭達成協議的故事已經屢見不鮮，而中方從中所得到的讓步極為有限。至于與美國據理力爭、擺事實講道理的實質，則是進入美國貿易政策決策的政治過程，從內部影響其政策。這需要大批諳熟美國文化、熟悉華盛頓門道的專業人士對美國決策層進行有效的游說活動。中國大陸這方面的能力遠遜于日本和臺灣地區。
領悟貿易的政治哲學
總的來看，總統及其經濟政策班底，在美國貿易政策領域發揮著主導的作用。而國務院、商業部、貿易代表辦公室等行政機構主要是政策的執行者。白宮通常能夠有效地控制這些機構，但是作為官僚科層組織，這些機構本身在運作過程中，也有著很強的政策慣性。他們在一些問題上有自己的邏輯和行事方式。在美國對華政策轉向之后，一些行政機構甚至只有在發生較大的人事調整之后，才能轉過彎來。
國會在對華貿易政策領域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1989年以來，圍繞著對華最惠國待遇問題的年度審核，議員們年年都要展開曠日持久的辯論。話題幾乎無所不包：人權、宗教、勞改產品、計劃生育、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西藏、貿易逆差等等都曾經成為爭論的熱點。雖然中國在1990年代每年都毫不例外地獲得了最惠國待遇，但是國會的年度審核，確實在相當程度上牽制了中國。
政策背后的政治雖然復雜，但是推動該政策市場運轉的力量主要是貿易類、投資類、勞工類、意識形態類四類利益集團。從中美商品貿易的發展趨勢看，未來上述利益集團正發生以下變化：對于貿易集團來說，在1990年代里，制裁、配額、對華出口限制等問題是關注的焦點；最惠國待遇的年度審核，更是他們行動的政治動員令。2000年PNTR通過以后，美對華貿易政策相對穩定，該集團參與對華政治的熱情大大下降。對于投資類集團來說，在華投資的美國跨國公司非常清楚FDI與逆差之間的關系以及美國從中獲得的利益。他們對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關系更為敏感，將更多地尋求有利于雙邊經濟關系長期穩定發展的政策。對于勞工集團來說，中國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的同時，并沒有相應從勞動密集型產業中退出來，意味著該集團在對華貿易政策方面將繼續發揮負面作用，如果這一作用不是越來越引人注目的話。意識形態類集團在所有問題上所持的僵化態度，決定了該集團只能是作為負面的常量存在。
具體到逆差問題看，該問題雖然重要，但是由于缺乏切實的動力，美國內不會有哪個利益集團會認真地花錢為逆差問題游說。逆差問題還是更多地構成國會、貿易代表“敲打”中國的話柄。
雖然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美國最大逆差來源國，但中美貿易爭端不大可能發展到日美貿易爭端那樣不可收拾的地步。因為，中國迄今為止并沒有對美國的主導產業構成威脅；勞工類集團、意識形態類集團雖然聲音響亮，但其負面影響被貿易集團、投資集團所平衡。但從中長期看則未必樂觀。因為逆差金額必然會繼續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與此同時，如果中國的一些產業(比如高科技產業、汽車、大型專用設備制造等等)如我們所期望的真正發展起來，那么必將與美國的主導產業形成正面沖突，上述四個集團之間的力量平衡將難以維持。相關利益集團就會像以前抵制日本產品一樣對中國產品發起猛烈的政治行動。
在此過程中，唯一的不同是，與當初的日本相比，中國在市場準入方面已經非常開放；中美間的直接投資關系幾乎與貿易關系同等重要。那些在中國有著廣泛商業利益的美國跨國公司，不會允許母國的某些利益集團壟斷對華政策的制定、進而妨礙其在華戰略的實施。
用政治來解決政治化問題
為了讓美在華跨國公司在穩定雙邊經貿關系發揮更多的作用，中國應該繼續執行已經承諾的有關市場準入的政策，深化國際經濟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吸引跨國公司“將更多的雞蛋放在中國的大籃子中”。國內的半官方機構、學術團體應加強與美國智囊機構、尤其是跨國公司的交流，通過他們合理合法地介入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政治過程。
被政治化的問題，需要通過政治化的手段來解決。許多問題是美國人而不是中國人在聒噪不安，因此最終必須由美國人自己、通過美國自身的渠道化解。美國跨國公司在中國獲得了可觀的收益，其在華經濟領域國民待遇的獲得，應該在其政治歸屬感上有所反映。如果他們在此方面做得不夠，我們有必要通過各種途徑提醒他們。
(作者系對外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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