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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 吳曉兵
近兩個月利好出臺的密度之大有目共睹，拉抬指數的意圖明顯。
政策對中國股市漲跌起重要作用的情況久已有之，最典型的如1996年“12·16”以及1999年的“5·19”。
1996年，股市從近三年的熊市中擺脫出來，開始大幅上漲。到10月初，上證綜指較年初低點漲幅超過60%，領漲的深證成指(資訊 行情 論壇)則暴漲兩倍。由于對大量資金涌入后帶來的股市投機氣氛感到不安，管理層意圖通過政策調控降溫。于是連續推出的十二項利空措施，也就是所謂的“十二道金牌”，但這些措施并沒有達到抑制股市上漲的目的，指數隨著利空出臺反而節節拔高。直到《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發表，指數以連續兩個跌停板來回應，政策打壓才宣告奏效。
而1999年上半年，股市經歷了兩年的調整，在沒有重大股市政策影響的情況下，上證綜指屢探1000點大關而不破，市場自身的空間調整已經很充分。此時，在力保國企三年改革脫困目標的大背景下，為擴大直接融資、減輕銀行壓力，管理層將股市作為重要工具，政策做多的方針隨即出籠。由于政策底與市場底重合，一系列利好起到了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伴隨利好出臺指數不斷上漲，二者相當合拍。兩個月內上證綜指最大漲幅超過67%。
在莊股模式崩潰、理性機構投資者成為主導力量、股市結構經歷了滄海桑田般的變遷之后，此番政策再度出手，其勝算又有幾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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