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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劉忠海邱賢成 貴陽報道
有人稱他為開啟中國資信評估業的東方“穆迪”，他說自己能做中國資信評估和誠信建設的一塊鋪路石就足矣；有人說他當官搞研究是“不務正業”，他認為人要活一種精神；有人認為他直率背后是狂妄，他卻說自己只是活在本質和真實之中……
他，就是有“中國資信評估第一人”之稱的貴州證監局局長鄒建平博士。
結緣誠信評估
勿用贅言，誠信危機已成為當今中國一大社會問題。其實，早在上世紀初葉，美國人約翰·穆迪提出資信評估理論，資信評估業也由此而誕生，對促進經濟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鄒建平將目光投向了這一研究，這在當時的中國經濟領域尚屬空白。就此后，他開創了國內資信評估業的多個第一:組織創建首家資信評估機構——遼寧省評信公司；第一個開展證券評級(鞍山鋼鐵公司技改債券和沈陽金杯股票)；第一個在國內出版了介紹國外資信評估的專著；第一個創設信用評估學并搬上大學講壇；第一個編制出資信評估軟件，至今仍作為藍本采用；首次提出“誠信資本論”。同時，他在這個領域的多項學術研究獲國家級科研成果以及省部級科技進步獎。他于1996年獲國家特殊貢獻專家稱號、享受政府特殊津貼，成為中國資信領域唯一享此殊榮的專家。
面對這些成就，鄒建平很慶幸當年的一次機遇:1987年，這位經歷過下鄉插隊、回城再考上大學的東北漢子，經過選拔考試，被人民銀行總行選派出國深造。美中不足的是，他被派往當時大多數人都不愿意去的日本。
正是小小的“不幸”，讓鄒建平在日本三一證券等相關機構，接觸到了資信評估并深受啟發。從此，他便與資信評估結下了不解之緣。
現實的誠信危機，鄒建平為之焦慮，于是投身于更深層次的誠信理論研究。他最近出版的專著《誠信論》，就是對誠信問題多年潛心研究的理論結晶。《誠信論》不僅從倫理、哲學、社會、經濟等多角度對誠信問題進行全面論述，還首次提出“誠信資本論”——“誠信不僅僅是倫理和道德的概念，更是成本和資源的概念，當務之急是建立完善誠信記錄評估體系”。他認為，誠信是市場經濟良性運行的前提條件，誠信的失落，必然降低市場效率，增大交易成本和交易風險；誠信是企業的無形資本，是企業最根本的競爭力和命脈所在；誠信本身就是能為企業帶來財富的資源。他指出，誠信危機不光給我們生存造成不便，也給了我們一個絕好的契機。中國作為一個“失信的村莊”，當前首要任務是建立理性的現代信用制度體系，改變“誠信者吃虧，不誠信者得利”的扭曲現狀。這是一個從個人信用制度建設到構建誠信責任政府的綜合性系統工程。
為學與為官
鄒建平曾經與記者就為學與為官進行過暢談。
“有人說您當官搞學術研究，是不務正業，甚至是做秀。”記者單刀直入。
“表面上看似如此。”鄒建平點燃了一支焦油含量很低的“中南海牌”香煙。
“為學給您為官帶來了什么直接好處？”記者又問。
“我既沒看到這樣的好處，也沒有這種期望。”他搖了搖頭。
“您為何還要這樣做呢？”。
“為官，是歷史的選擇，更是我現在的職責，我不能退卻。但一個人活著，總得有一種精神；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芳草地，我也如此。所以，我用業余時間來做自己喜歡的事。”他用力地揮舞著卷起袖子的右手，嗓門兒明顯提高了不少，也招來了鄰座茶客好奇的目光。
其實，鄒建平在談話中流露出的更多是對現實的焦慮。在他看來，證券市場作為典型的信用經濟，誠信建設在其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盡管目前中國證券市場還不完善、不成熟，失信事情也頻頻發生，但相對其他市場而言，其制度建設、透明化程度等基礎條件都已走在前面。因而他認為，無論從內在本質，還是從其外部條件來看，證券市場都應該成為中國誠信建設的突破口。
正是基于這個理論認識，鄒建平結合多年的監管經驗，于2003年主持研發出《上市公司誠信評價系統》。該系統不僅具備一般信用等級評價的常用表現系統，還有獨特的“發現系統”——將監管部門對上市公司監管的有關規定量化為100余個指標，來檢查、發現上市公司遵規守法的誠信風險程度，從而更為準確地揭示上市公司的真實風險。
盡管這些研究沒有給他帶來多少實惠，但鄒建平樂在其中，讓他最高興的莫過于自己的研究得到社會承認。比如，國家有關部門出臺的《證券法》釋義中，對信用評估的定義和解釋，明確指出是“摘自鄒建平《信用評級學》”。最近，證監會高層提出要建立上市公司誠信系統，這讓他欣喜不已:“誠信建設的春天即將來臨！”
當然，鄒建平也有不少困惑。基于種種原因，很多人更愿從事實用型研究，不愿涉足基礎研究。在誠信研究領域同樣如此，與鄒建平志同道合者為數不多，這讓鄒建平在艱難的前行中倍感孤寂。
為官者的努力
2002年底，作為交流干部，鄒建平從沈陽來到貴陽，主政貴州證券市場的監管工作，開啟了他人生的又一征程。
自去年以來，貴州先后有5家企業成功上市，使貴州上市公司數量增幅高達約40％，結束了連續兩年無公司上市的尷尬局面。另一方面，貴州板塊數量雖少，但整體業績卻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不少公司股票成為二級市場追捧的“明星”。這一成績與貴州證監局的努力不無關系。
鄒建平到貴州后，堅持監管與服務并舉，加大監管力度，嚴肅監管手段，先后發出了4份查處決定書，開創了貴州證券監管機構設立以來的先河。同時，他針對貴州證券市場的特點，提出“在特定時期和范圍，適當的保護也是監管”的監管思路，采取合理限制機構數量、禁止惡意價格競爭等相應措施，及時有效阻止了貴州各證券營業部的無序競爭，保護了貴州證券業的穩定健康發展和廣大投資者的切身利益。
繁忙工作之余，鄒建平繼續堅持相關研究。他帶領課題組完成了《上市公司誠信評價系統》，得到業內專家的高度好評，隨后又撰寫出版了堪稱填補信用學說空白的專著《誠信論》。
當然，有收獲就會有付出。據貴州證監局一位職工介紹，長期生活在東北平原的鄒建平，到貴陽后健康狀況出現明顯不適。一直患有高血壓的他，來貴陽后第一次體檢發現“高血壓導致心臟受影響”，第二次體檢發現“高血壓導致心臟受損”，最近一次體檢結果是“高血壓導致心臟病”。
同時，他長期在外，更談不上對家的照顧。按相關規定，作為交流干部，他可以每月回家探親一次，但他根本無法做到，有時出差到北京離家很近也不能回家，家人只好從沈陽到北京來看他。
記者在多次接觸中發現，不是貴州人的鄒建平，卻老在思考貴州的事。除了為貴州資本的發展四處奔波、呼吁外，他還常常深入貴州基層，調查研究貴州經濟發展，積極建言獻策，甚至大膽提出“貴州發展當前最需要的是一場深刻的思想大討論”。在前不久的西部大開發五周年之際，鄒建平被有關部門授予“西部開發貢獻獎”。
在鄒建平眼中，貴州歷程必將是他一生中不可磨滅的一段。他坦陳:“雖然自己有不小的付出，但這是組織對我的信任與肯定，也為我的研究提供了一塊‘試驗田’。在這一舞臺上，我有機會將工作與研究更好地結合起來，可以最大限度地弘揚誠信理念。”這便是到貴州兩年多時間最大的收獲。
對于自己熱衷的誠信研究，鄒建平是知其遠而為之。他說:“發達國家用了數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去建立完善信用制度體系，在我國這也是一條漫長的路。但我已踏上這條不歸之路，能成為中國誠信建設的鋪路石，為時代的主旋律添上一個不可或缺的音符，就是我的價值所在。”
他有一個最大的愿望:但愿不久的將來，類似“加強誠信建設”的字句能寫進中國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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