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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鄭筱津做的工作，在很多人的想象中，是帶著夢幻的色彩———設計一座城。作為北京清華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體規劃所所長，鄭筱津的手里總有三四座城市的規劃任務在同時做著，平均一個城市的初步規劃要做下來至少得在兩年以上。
對鄭筱津來說，她的工作和浪漫的城市理想毫不沾邊，更多時候，是與各個方面的不斷的拉鋸和妥協。在做城市總體規劃時，當地領導的貪大思想是最常遇到的問題，一個城市
明明現在只有50萬人口，卻偏要按照200萬人口來做規劃。這個時候，鄭筱津她們總要盡最大努力進行解釋和說服，這種說服大部分情況下還是會奏效的。而局部的問題上，妥協的一方就經常是規劃師了。鄭筱津記得，在一座西北內陸城市，討論綠化植物的選擇時，市領導堅持大面積引進并不適宜本地生長的櫻花，結果是種了很多，也死了很多。
并不是規劃中的所有分歧都能在最后時分達成妥協，鄭筱津也曾經為此丟過項目。在為南方某城做路網規劃時，鄭筱津曾與當地一把手產生了強烈的分歧。這座城市中有一座革命紀念碑，當地領導想要以這座紀念碑為中心，模仿巴黎以凱旋門為中心的放射狀路網結構，布置全市的交通干線。而鄭筱津和同事們在調查中發現，這種路網結構的可行性很差。盡管耗費了很長時間進行溝通，雙方都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后退半步。最后，鄭筱津她們只能退出了項目，由另一家規劃院接手。
周榕曾經兼職在山西某市擔任市長助理及總規劃師，在這里，除了一樣的身不由己，他體會到的還有強烈的孤獨。
有一次，周榕為下屬一個縣做商業街規劃，區域內有一段明代城墻，周榕沿城墻設計了綠化帶，而區領導堅持要沿墻做成商鋪。雙方相持不下，后來，市長介入，但區領導的決策并未因此受到影響。商鋪建起來了，城墻被完全遮蔽。
“規劃即政治。”鄭筱津在總結作為一名城市規劃師的工作經驗時，深有感觸地說。
“做城市規劃的人，本應是理想主義者。但是工作兩三年后，他的理想主義色彩就被磨去了一半。如果他還想吃這口飯的話，五年之內，一定會變成徹頭徹尾的妥協論者。”周榕這樣比喻：“如果有人對城市犯了罪，規劃師絕對不是主犯，但他也一定難逃干系。”
（文／曹紅蓓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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