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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陸國慶
今年，中央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設想，而還利于民，讓百姓得到更多的實惠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和手段。利息稅是事關千家萬戶和全體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稅種。可以說，在當今的中國還沒有哪個稅種的影響能與之相比。然而，正是在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影響下，取消利息稅的呼聲是越來越高了。那么現行的利息稅政策到底是不是合理呢？是不
是應該取消呢？在此，有必要回顧一下現行的利息稅出臺的背景與目的。
一般地講，利息稅與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形勢密切相關。現行的利息稅政策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自1997年起連續3年出現通貨緊縮，在經濟增長乏力的形勢下，為拉動內需、刺激消費而采取的一種策略性選擇。并于1999年11月1日起開始執行。
當初，開征利息稅的初衷是出于三個方面的考慮：一是通過征收利息稅抑制儲蓄增長過快的勢頭，利用利率這一杠桿，把老百姓的儲蓄從銀行趕向市場，促進消費；二是促進居民投資分流，讓一部分儲蓄資金流向其他投資領域；三是通過對高收入者征稅能轉移財政支付，縮小城鄉差距、貧富差距，推動社會和諧發展。然而，從這5年利息稅實施的效果來看并不理想。利息稅不僅在國家宏觀調控中的作用明顯降低，而且也并沒有使居民的理財方式和觀念發生變化。儲蓄存款余額在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的情況下，居然呈現連續攀升的勢頭就是很好的佐證。
幾年來，我國的利息稅政策不但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反而產生了許多負面效應，最主要的負面效應就是加深了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據測算，2004年我國基尼系數是0．43，已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根據西方經濟學的效用論，在一定條件下，收入轉化為消費所獲得的效用隨收入的提高而降低。所以，有利于中低收入者的再分配能夠促進社會福利的最大化。一般來說，中低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大于邊際儲蓄傾向，中低收入者的消費傾向大于高收入者的消費傾向，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有利于擴大內需、促進消費。利息稅以利息所得為課稅對象，是對收入的再分配。由于我國按固定比例稅率計征，沒有按照納稅人的負擔能力隨著利息所得額的增加而提高稅率，導致中低收入者的相對稅收負擔比高收入者重，既不能體現公平分配，也不能促進消費，實際上具有累退性質。另一方面，高收入者有能力消費和投資，很容易找到比銀行存款回報率更高的渠道使資本迅速增值，而中低收入者消費和投資能力弱無法承受較高的風險，只能存銀行生息。利息稅負的主要承擔者是中等收入的工薪階層，在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間的收入再分配不是開征利息稅的預期效果，違背了稅負縱向公平的原則。
與我國許多經濟政策類似，利息稅政策失效的原因可能很復雜。但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缺乏宏觀政策實施的微觀基礎。利息稅政策生效的微觀基礎應包括政策生效的前提條件和政策傳導機制。在我國目前的條件下，這兩方面的條件基本不具備。既不具備該政策邏輯的傳導機制，也不具備政策生效的前提條件。因為，首先是沒有有效的政策傳導機制。按照一般經濟學原理，利息稅政策的邏輯基礎是這樣的：征稅引起邊際儲蓄傾向下降，便會導致消費的增加，同時會增大投資系數，從而實現政策目標。由于我國居民儲蓄存款市場上中低收入者是主體，這種儲蓄存款在本質上是為了滿足未來的基本消費或者生存消費，而不是為了獲取投資收益，也就是說，大多數居民不會因為征收利息稅而改變存款意愿。即使是實行零利率政策，為了安全起見，老百姓還照樣會把錢存入銀行。其次是不具備政策生效的前提條件。利息稅政策生效的前提條件是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和健康的投資市場。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上還沒有形成，社會福利基本上是空白，勞動者一旦失去了勞動能力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條件。加之我國社會正處在劇烈的轉型之中，不但基本的經濟形勢如通貨膨脹水平等難以預料，就連勞動就業也缺乏基本的保障，住房、醫療、教育等開支始終重負難卸，普通老百姓對自己的收入預期很不穩定，至于適合中小投資者的健康投資市場就根本不存在。眾所周知，我國資本市場是融資主導的市場、是融資者圈錢的天堂、是投資者的地獄，風險之高在全球實屬罕見，適合一般百姓的健康投資市場根本不存在。很簡單，老百姓既不能穩定預期未來收入，也不能依靠社會來解決自己的生老病死和子女的撫養與教育支出，更沒有可信賴的資金投資保值增值的場所，儲蓄存款當然成為惟一的無奈選擇。
在目前儲蓄存款實際利率為負的環境下，繼續開征利息稅的負面效應已經越來越明顯，在利息稅的積極效用出現退化甚至出現負面效應的時候，反思利息稅政策應該是一種務實的舉措。利息稅“下課”不僅有利于金融體制的更加合理，給百姓增加更多的實惠，而且，從根本上說也是一個有利于社會和諧發展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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