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股市10萬個為什么：管理層手中有沒有大貓

　　水皮雜談

　　吳敬璉老先生當年批評中國股市像賭場，甚至連賭場都不如。因為賭場還有賭場的規矩，而在我們這個市場，有的人連別人的底牌都翻看。

　　不管吳先生的比喻是否恰當，但是你必須承認，吳先生的描繪是非常傳神的。如果說 股市投資，是投資者之間的博弈，那么牌桌之上，就是牌手之間的一種博弈，在這個過程中，手中有沒有“大貓”至關重要：有是有的打法，你胸有成竹，可以大智若愚，也可以趾高氣揚；沒有是沒有的打法，你胸無成竹，可以虛張聲勢，也可以若無其事。一句話，有“大貓”，你可以居安思危，沒“大貓”你就得險中求勝。

　　不服不行。

　　吳先生說有人偷看別人的底牌，這種行為當然不道德，不足取，不過反過來，適當地亮一下自己的底牌有時候卻可以避免無謂的糾纏，速戰速決，節省時間和空間。

　　所謂博弈，說到底，就是一個互相揣磨、試探對方底牌的過程。

　　大股東敢跟小股東叫板，是因為錢多，小股東敢和大股東較量，是因為勢眾；投資者敢向管理層逼宮，是因為拋壓，管理層敢跟投資者拍胸，憑什么呢？

　　事實越來越證明，政策在我們這個政策市中影響力越來越弱，口惠而實不至已經對現實的市場失去了最虛弱的支撐，中國的資本市場到了必須用錢說話的地步。

　　市場一定要捧尚福林的場嗎？

　　是的，過去的確是這樣，劉鴻儒當年的“四不政策”救市，的確只是空頭支票，股指卻翻了幾倍；“5·19”行情，只是人民日報發個評論員文章，股指就突破了1500點；甚至還在2004年的時候，一個“國九條”也能讓大家熱血沸騰，股指摸高1700點。

　　但是進入2005年，就不是這樣了。

　　溫總理在人大期間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自己天天看行情，結果第二天，市場就給這位關心市場的總理看了一回下跌行情。溫總理尚且遭此禮遇，又遑論尚主席？！

　　為什么？

　　因為在經過了連續四年的下跌之后，在一個宏觀調控的緊縮周期之中，中國股市要開始解決全流通這個歷史遺留問題的股權分置改革試點了。盡管水皮竭盡一切可能鼓吹將試點和全流通畫上不等號，在交易制度和交易行為中間打隔斷，拼命解釋全流通和股權分置改革的不同，但是市場知道自己馬上就要面臨的是史無前例的大擴容。

　　莫斯科不相信眼淚，資本市場不相信承諾，只相信實力。

　　誰有這個實力面對可能的巨大擴容呢？

　　誰能給市場帶來可能承受的心理預期呢？

　　只有管理層。

　　確切地講，是管理層手中掌握的資金，在必要時能夠投入這個市場起穩定軍心作用的資金，能夠體現管理層政策意圖和投資導向的資金。

　　如果你承認，這個市場是管理層和投資者政策博弈的結果，那么，管理層手中的資金就是這副牌局的“大貓”。

　　“大貓”在管理層手中，還會有多少機構投資者會拿自己的股票和管理層玩博弈？

　　資本市場，不論古今中外，就其本質而言，都是一個非理性的市場，就其表象而言，都呈現追漲殺跌，漲的時候可以超買，跌的時候，可以超賣；漲的時候，可以和公司價值背離，跌的時候，可以和公司價值背離。貪婪和恐懼是資本市場的大眾心理特征，個股跌破凈資產之后還可以再跌，難道指數跌破1000點就不可以再跌嗎？當恐懼成為一種蔓延的時候，大盤是看不到底的，這就是所謂的“跌勢不言底”，更何況，還有以砸盤為手段要挾管理層出政策的機構投資者。

　　這種資金在臺灣叫國安基金，掌握在臺灣的“財政部”手中，在香港叫盈富基金(行情 論壇)，掌握在獨立的委員會手中，在大陸據說叫平準基金，不知道掌握在誰的手中。

　　1929年10月24日，是美國華爾街歷史上的“黑色星期四”。在被稱為大崩盤的1929年的這一天上午，美國股市的市值整整蒸發了95億美元。下午1∶30時，紐約股票交易所的代理總裁理查德·惠特尼出現在美國鋼鐵公司的柜臺，宣布以205美元的價格買入1萬股，接著惠特尼從一個交易臺走向另一個交易臺，購買那些藍籌股里的藍籌股，直到將2000萬美元全部買光為止。當天，美國鋼鐵公司的開盤價是205.5美元，日中交易曾探低193.5美元，而收盤價為206美元。惠特尼的舉動將市場重新拉回到“可控局面”，空頭轉而補倉，當天的交易量達到1300萬股，以至于股票自動報價機直到晚上7：00，也就是閉市后4小時，還在不斷吐出記錄報價的紙帶。

　　美國證券市場是絕大多數專家學者心中的理想市場和完美市場，是個完全自由的沒有政策干預的市場。從1792年當時美國財長漢密爾頓成功干預股市危機之后的195年間，美國股市的投機浪潮曾使這個國家一次又一次陷入到金融災難之中。但是，當時鐘轉到1987年，當亨特兄弟囤積白銀造成高達10億美元損失的時候，美聯儲聯合各大銀行出手了，在宣布了亨特兄弟的債務重組之后，第二天道瓊斯直線回升，華爾街迅速恢復正常，阻止了一場恐懼的蔓延，美利堅成功避免了一次全美金融系統的大災難。

　　政府該不該救市和政府該不該托市不是一回事，托市是托不起來的，但是救市卻是必須的。1998年，索羅斯攻擊港股，股指從14000點跌到6000點后還在跌，香港政府果斷進場建倉避免了港市的崩潰并誕生了今天的盈富基金。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金融危機過去后，港府決定把盈富基金的盈利部分全部配售給港股的投資者，在穩定市場的同時，體現了政府“還利于民”的原則。

　　股權分置改革試點，需要一個穩定的市場環境，這個穩定靠什么保證，靠的就是平準基金。

　　有人給水皮算筆賬，現在滬深兩市每天的交易量不到100億元，如果有一個規模2000億的政府救急基金在哪兒壓陣(其實根本不用2000億，有一半足矣)，還有誰敢跟管理層叫板呢？至少不敢砸盤吧！

　　有這筆錢，市場會看管理層的眼色，沒有這筆錢，管理層只能看市場的眼色。

　　對于中國政府而言，2000億的平準基金不是一個大數。能拿450億美元注資給兩個銀行改制上市，怎么就不可能拿450億美元用于穩定這個資本市場呢？沒有一個穩定的資本市場，銀行改制也上不了市，政府的注資也就沒有了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