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志康：從買股票轉變到賣股票的邏輯

　　本報記者 汪恭彬

　　上海報道

　　無論如何，戴志康都應該是一個買股票的人。從他早年闖蕩海南，領導中國第一家基金公司開始，到后來，他以證大投資為名，在資本市場掀起波瀾，均有例可證。

　　但3月31日下午2點，記者見到這位經歷海南沉浮的商人，試圖從他口中重溫當年海南金融往事時，卻被他輕描淡寫帶過。

　　“不太想重溫過去。我現在也不太關心股票的漲跌，我要做賣股票的人。”戴志康說。

　　戴志康屬于那種很早就被人關注的一類人。坊間聚光于戴志康，除了他28歲創建富島基金，更為重要的是，他應是當年那批南下海南卻能全身而退的極少數人之一。

　　如今，戴志康旗下的上海證大在地產界做得風生水起。2004年，戴志康在胡潤百富榜中排位第57，身家17億元人民幣。

　　不過，對于行業的理解，戴志康有其獨特之處。他自稱即便證大現在已是國內一流地產企業，但它終究只是一個行當。他在意的是，將證大做成一個品牌企業，具備長久生命力，而行業只是中性的，無關重要。

　　宏觀與微觀

　　在采訪之初，記者向戴志康發問，從1998年撤離海南，為何能在短短時間內在上海順利轉型，成為地產界的頂級商人？

　　在戴的履歷中，除了1993、1994年富島基金適逢海南宏觀調控而遭遇虧空之外，戴志康幾乎每一次都抓住了機遇。這之中，包括他后來通過蘇常柴(資訊 行情 論壇)、四川長虹(資訊 行情 論壇)等大牛股，為富島扭虧為盈，還包括他在1999年就大舉進入上海地產，并一舉獲利。

　　而在地產日漸高峰之時，戴志康在2004年10月投資幾個億進軍礦業。

　　幾乎沒有思考，戴志康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善于把握宏觀大勢適時出擊。

　　1981年到1987年的七年間，戴在北京求學，前四年他在中國人民大學主攻國際金融，后三年則到“五道口”進修貨幣銀行。

　　“在北京求學的背景，養成了我對理論問題和歷史文化有天然的關注，所以做什么事情時，能夠首先從宏觀上有個思考的背景。”戴志康說，“很多經濟學家對宏觀都有研究，但從宏觀到微觀有一個很重要的時機，就是所謂的時點如何把握。”

　　戴自言，1995年投資蘇常柴和四川長虹時，幾乎是抄底進入，而后來拋售時也恰是這兩只股票的最高點。

　　“其實我并不會去判斷什么是最高點和最低點，我只是會去判斷何時是高位區間和低位區間，在這個區間，勻速的買賣，你肯定能碰到。”戴志康說，“比如證大家園，我今年上半年就要全部賣掉。”

　　除了宏觀把握和微觀的時點控制之外，戴志康覺得另外重要的一點便是，他可以組織資源將理想和現實連接起來。

　　富島與地產

　　不知是富島基金成全了戴志康，還是戴志康成全了富島基金？盡管戴志康起初不愿說，但話匣子一打開，那段海南沉浮便呼之欲出。

　　1990年，戴志康受到“五道口”同學、時任人民銀行海南分行行長張志平召喚，直下海南。兩年后，戴受命組建國內第一家基金公司——富島基金公司，出任總經理。

　　富島基金第一次募集了6000萬元，主要用于投資股票和房地產。

　　據戴稱，富島基金的管理公司是海南證大投資管理公司，而證大的股東則是海南證券及其他信托公司等一幫公司。

　　“和當時海南的那批人一樣，我們那時也基本上是亂做。”戴志康說，“比如融來的資金炒作地皮，好多手續都不齊全。”

　　成立富島基金的當年，輕松賺得500萬元。不過，次年宏觀調控，戴志康不僅賠光利潤，還搭上6000萬本金，近乎破產。

　　戴志康似乎也沒有料到，他在1993年的一次直覺之舉，竟在后來成為他活轉過來的關鍵。

　　當年，他在大舉投資海南地產之時，直覺認為杭州適于人居，便斥資3000萬元買下杭州西郊261畝的農田和池塘，開發“湖畔花園”項目。

　　盡管其后杭州項目也未能幸免于宏觀調控影響，但1996年海南金融整頓時，富島基金“將原來亂作的東西清理掉，將買土地炒房不全的產證資料等剝離，后來只剩下1000多萬的現金資產，杭州項目也保全下來。”

　　據戴志康稱，1994年，他收購海南證大在上海的分公司，是為上海證大，歸戴志康等人所有，初始注冊資金僅幾十萬。

　　其后的1996～1997年，戴志康抓住機會，利用剩下的1000多萬和委托理財資金重新來做，不僅將此前富島的虧空彌補過來，到1998年交出富島時，還為富島留下了2個億的現金。此外，上海證大也藉富島的威名，攬得重金，在牛市中迅速完成積累。

　　據戴志康稱，早年海南金融圈子的問題，主要是亂集資，拿了老百姓的錢，還不了。富島的資金渠道主要是銀行拆借和證券市場回購，并不虧欠老百姓。而融資所得則主要是投入到杭州項目之中。因而整頓之后，便是一身干凈。

　　此外，富島在1996年后從證券市場賺的一部分錢，也被再次投到杭州項目。富島投入的資金，除了項目公司的股本金3000萬，另有基金公司債權人1個多億。

　　1998年，國家對基金公司進行清理整頓，將富島基金并入深圳久富。當時，戴志康面臨兩個選擇，一個是到新公司任副總，一個是出來單干。

　　“當然選擇出來。”戴說。由于基金公司不再被允許從事實業，而早年富島的杭州項目，網羅了數十位地產人才，戴志康不想看到隊伍散掉，同時亦是出于地產的判斷，便從富島手中接手了杭州項目。

　　當時與富島清賬時，海南證大投資已成空殼公司，其后注銷，而證大的商標則被上海證大一直沿用下來。然后，上海證大出資3500萬元收購了富島的杭州項目，同時簽訂合同，一年之后歸還杭州項目所欠富島基金的1個億債務和9%的年息。

　　與富島清帳后，上海證大當時還留有另一塊資產是蘇常柴1000萬股的轉配股，成本價3000多萬，因當時尚未流通，疑為雞肋。而戴志康卻如獲至寶。

　　據接近戴志康的人士稱，盡管戴本人并未從富島基金獲取私利，不過他仍以證大之名在市場上大打擦邊球。

　　“那時候，大家分不清證大和富島，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是一起做的。”戴志康說。而實際上，彼時，上海證大已是一家私人公司，而富島則是國有成分。

　　依靠原有證大投資的品牌和杭州地產，戴志康雖棄離富島，最終卻在富島早年投資的地產業成就事業巔峰。是冥冥之中早有注定還是純屬巧合？

　　道與利

　　“我僥幸逃出來，一大半的原因是將錢放在杭州。”戴志康說，“1999年才是我真正創業。”

　　從深圳、廣州、北京、上海轉過一圈的戴志康，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幾個大城市之間，上海地價最便宜，但經濟實力最強。

　　“這時候，有人會說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比如上海太大，交通不方便。”戴志康說，“但我認為最簡單的道理就是價格、經濟實力，不要搞復雜化。在那個時候，我可以99%的肯定，這個時候買地是最低的價格，不要知道它是不是底。那時用一切辦法買地就行了。”

　　戴自稱，到1999年做上海地產的時候，“心里就有底了，那時地很好買，也很便宜。”

　　這種思想指導著證大在1999年其后的連續幾年中，一直忙于跑馬圈地。而早前的股票期貨，戴志康利用證大投資的市場名聲，先后融資，在1999～2000年掙了1個多億，2001年蘇常柴流通，也有1個億進賬。這兩個億也先后投資于地產。

　　“股票的機會稍縱即逝。1999年以后就基本確定要全力做房地產。”戴志康說，“因而當時能調動的錢基本都用來圈地了。”

　　不過，戴仍坦言，當年做股票的那批隊伍還在，上海證大投資管理公司的平臺仍然時刻為股票市場準備。“有朝一日還有可能回到資本市場上去，他們在守攤。”

　　戴志康在杭州的“湖畔花園”項目，在1999年也迎來收獲期，除了按期支付富島基金1個億欠款和利息之外，杭州方面的銀行還主動提供貸款。戴志康透過杭州銀行方面，先后籌措來1個多億。加上證券市場的2個億，先后累計有3個億投入地產。

　　2000年，證大家園開始發售。據戴自稱，2004年在宏觀調控之年，對證大卻是機遇。“別人沒有錢，而我正好可以大舉收購。”

　　截至現在，證大房地產業務已拓展到天津、成都、杭州、揚州、南通等地。而2003年，戴志康更是出資1.5億，收購香港上市公司上海世紀(0755.HK)，期望透過國際融資提供資本援助。

　　盡管上海房價被形容成燙紅的烙鐵，但戴志康認為，有了泡沫，并不等于沒有更高的泡沫。更為重要的是，消費者可能此時買房存在風險，但開發商卻不盡然。

　　“高價有高價的做法，如果有足夠的資金，證大還會去買地。”戴志康說，“做品質賺錢沒有問題，上海房地產的頂并不在我們看得見的地方。”

　　在地產做得風生水起之時，戴志康在2004年突然進軍能源市場。

　　去年10月，他斥資幾個億在江西、福建和湖南開發了5個礦區(品種有鉬、金、鉛和鋅等)，并在西北部確定了兩個大型煤礦的開發項目。

　　戴表示，能源市場與五六年前的地產行當類似，尚缺乏充分競爭。不過，即便看好此行業利潤，戴仍將重點放在地產之上。

　　地產之于戴志康，盡管也只是某一個時點的行當，但戴卻試圖將其打造為一個超出地產行業本身的內容。

　　比如，戴認為，證大即將開工的藝術大酒店，透過在酒店中注入文化的元素，早已超出房地產行業本身。

　　“浦東高樓大廈林立，缺我一棟不少，多我一棟不多。外灘雖然優美，但那是洋人留下的。”戴志康說，“我所思考的是，怎樣做成中國的浦東，而不是國外的浦東。”

　　包括做礦業，戴認為，行業都是一個中性的概念，沒有本質意義。意義在于證大要有長遠發展，要有文化支撐。

　　“房若載道，無往不利。”戴志康認為無論是早前開發的證大家園，還是其后的水清木華公寓、九間堂別墅，都有承載之道。

　　“現在的心態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以前是買股票的，現在是要做賣股票的人，我要專心做產業。”戴志康說，“香港的上市公司你可以去買，以后國內也可能有我們證大的上市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