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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立新 王霞
股市并不是萬能的，也不是始終有效的，當股市失靈時，政府干預是必要的。股市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通過與實體經濟的內在聯系，影響實體經濟的正常運行。在虛擬經濟規模龐大、股市交易量大大超過實體經濟總量的今天，股市運行亟須政府干預。政府干預股市，就是要保持股市平衡運行，發揮其帶動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限制其對經濟增長的消極影
響。
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使市場機制完全失靈。政府部門再次挺身而出，試圖解決市場無法解決的問題。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學說讓位于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凱恩斯認為，在有效需求不足時，國家應當成為調節經濟并確保其良性運轉的關鍵力量，國家必須主動地干預市場，糾正市場偏差。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性能源危機導致了以“滯脹”為主要特征的經濟蕭條。西方學者開始批評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并導致向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復歸”。隨后，新貨幣主義、供給學派、合理預期學派、產權學派、新制度學派、公共選擇學派等新自由主義思潮紛紛登上理論舞臺。他們認為，市場經濟的弊端恰恰是國家干預的惡果。
進入20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劇，國際競爭更為激烈，“第三條道路”由此應運而生。在歐美主要國家相繼執政的左翼政黨和中左派聯盟重新選擇了中間或中左派道路，即對資本主義的放任自由模式進行嚴格而有序的管理，政府干預思想重又登上前臺。
在政府與市場這兩大對立的經濟思潮的興衰交替中，形式上是簡單的回歸，而內容卻是理論發展中的否定之否定。在市場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潮流中，經濟學家的這種關注和爭執仍將不會完結。
政府是否干預市場，實際上是在政府與市場之間進行選擇。一方面，政府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另一方面，市場機制又能自發地調節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各個方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與市場這兩個對社會經濟發展起關鍵作用的因素各具其長，各有其短。完美的市場與完善的政府只是一種理想狀態，它們都存在“失靈”的潛在趨向，片面地堅持“市場萬能”或“政府全能”都會走向極端。在現代經濟生活中，市場和政府缺一不可，經濟發展和繁榮不能單純依靠某一方的作用，而是有賴于二者關系的協調互補和良性互動。市場缺陷是政府干預的必要依據，政府也并非能解決所有經濟問題，市場缺陷和政府失效在一定程度上又都難以避免，因而，應該將市場與政府的作用有機地結合起來，共同促進經濟發展。
在我國證券市場，一直存在所謂的“市場派”與“干預派”之爭，而且還折射為對股市是有效還是失靈的爭論和褒貶。“市場派”最大的問題是無視股市的不完善性，把現實同理想狀態等同起來。“干預派”認為現實是不理想的，股市常常失靈，諸如總量非均衡、結構非均衡和外部性等等。問題在于我國股市失靈基于股市制度缺陷和政府干預乏力，使股市陷入新的“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惡性循環。所以，就中國股市實際情況而言，由于市場主體不完善，市場秩序不健全，市場機制不成熟，爭論的焦點不在于要市場還是要干預。政府對于股市，其主要工作就是完善市場主體和健全市場秩序，因此既不應沉迷于政策干預，也不應聽任事態自流而不干預。
索羅斯認為，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效率的金融市場，也不存在所謂的由資產內在價值決定的均衡價格。這也是基于行為金融學的基本思想。他還認為，股價和交易行為之間的關系不僅僅是交易行為對股價的單向決定，而是相互決定，中間的橋梁是市場心理，即通過股價和交易行為之間的相互循環決定，股價間接地決定了自己。換句話說，股市通過與交易行為及市場心理的交互影響，結果是“市場決定市場的自我循環”，直至市場運行趨勢發生逆轉，并開始新一輪反方向的循環。這種股價自我循環運動必然造成股價的過度波動，因為市場參與者的主體都按照市場趨勢進行買賣決策，以致不斷強化市場趨勢本身，直至這種單方向的市場能量釋放完畢，并開始反方向的運行趨勢。
索羅斯的理論從技術分析的角度給出了股價過度波動的原因，他主要關心純粹的股價波動趨勢中獲取差價收益，是典型的投機思維，這與他作為職業投機者的利益取向是一致的。但它確實表明了這樣一個客觀事實：以股市為代表的金融市場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相對于實體經濟，其價格有過度波動的特性，并和實體經濟之間發生相互的連鎖反應，從而沖擊實體經濟的正常運行。
市場的有效性保證股市自動圍繞由實體經濟狀況決定的均衡水平波動，暫時脫離均衡不足以影響實體經濟。在虛擬經濟相對于實體經濟規模較小的情況下，上述理論基本適用。但在虛擬經濟規模龐大、金融交易量大大超過實體經濟總量的今天，股市的運動已成為影響實體經濟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可以說，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之間已由單向決定變為相互決定的互動關系。
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更是加重了股價偏離實體經濟的幅度。在一定時期內，世界范圍內的游資總量是既定的，當各國由于經濟周期的非同步性使其股市出現強弱格局的不平衡時，規模龐大的游資根據市場趨勢進行“趨強避弱”的操作，這將引起強弱的更加分化，即“強者更強，弱者更弱”，使股價愈發偏離實體經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包括亞洲各國在內的投機性資金紛紛出逃并涌入美國股市，使亞洲經濟“失血”的同時，也給美國股市帶來了泡沫，美國經濟當時連年快速增長，很大一部分即來自這種泡沫成分。從2000年開始，美國股市開始進行了反向修正，美國經濟也同時步入衰退，給包括美國在內的各當事國的經濟增長造成了嚴重的后果。
股市是自由市場原則體現最為徹底的地方，股市上的自由交易原則是股市效率和公平的保證。經濟發展史證明，金融中心總是出現在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倫敦、紐約、新加坡、香港等無一例外。股市是國民經濟的晴雨表，市場價格將圍繞由經濟增長率、利率水平、通貨膨脹率等經濟變量決定的均衡價值上下波動，這種適度波動不致對實體經濟構成多大影響，因為市場各方不斷交易的結果使市場自動走向均衡，根本不需要政府直接干預市場的運動。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僅僅是制定交易規則、規范交易行為、嚴格信息披露，以保證交易過程的效率、公平和透明，任何超出上述范圍的行為都將被認為是對自由市場原則的侵犯。
市場經濟的兩大要素是效率原則和公平原則。政府直接干預市場，一方面可能會降低市場運行效率，另一方面還有可能關系經濟民主的問題。經濟民主指各經濟利益主體在市場競爭中享有同等的經濟權利，并應履行相同的義務。政府直接參與股市交易，必然會選擇具體的股票作為交易標的，這樣就有偏袒該股票所屬上市公司之嫌。這些股票由于受到政府大筆買盤的刺激，股價上漲幅度大大高于其他股票，此類上市公司及其股東得益也因此大大高于其他公司股東。顯然，政府干預股市交易所帶來的利益分配對市場各利益主體并不均等，可以認為是破壞了經濟民主。
但是，這次的情況有所不同。繼東南亞經濟危機之后，香港經濟受到較大的沖擊，股市就是國際投機者操縱的工具之一。為了防止股市連續大幅下挫對經濟增長構成重大危害，香港政府及時果斷地采取了這次狙擊行動。而目前極度萎靡的我證券市場急需要進行適當的政府干預，否則帶有歷史舊病的中國股市很難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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