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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菡
溫總理政府工作報告日前指出：要加強對金融企業的監管，積極穩妥地處置各類金融隱患，嚴厲打擊金融領域違法犯罪活動，確保金融安全高效穩健運行。總理的話不禁令人想起了數日前中行河松街支行的特大票據詐騙案，以及由此引發曝光的其他銀行的一些違規案件。
人們不禁要問，在國有銀行的市場化改革不斷推進，內控制度不斷完善的同時，為什么還會集中性出現這些違規犯罪現象？
對于此種問題，有人歸因于我國法律上量刑不嚴，有人歸結為對銀行經營至關重要的許多法律爭議懸而未決，以及沒有建立起一套完備的民事案件風險處置機制等等。但據了解，和國外相比，我國對金融機構違規的法律處罰并不算輕。例如我國《刑法》185條第1款規定，銀行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本單位或客戶資金的，以“挪用資金罪”來處罰。其中，情節嚴重的，要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把這些刑罰再加重些就會杜絕違規犯罪么？并非如此。法律專家認為，在很多轉型中的社會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違法現象，但不是施以重刑就能解決問題。法律尤其是刑罰并不是萬能的，刑罰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懲罰手段。
在目前的反思中，銀監會近期監管大棒直指銀行的內控機制，但是，僅僅完善內控機制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銀行界違規現象的發生應從根子上找原因。
首先，我國銀行特別是國有銀行中所有者模糊，缺位明顯。銀行負責人出于自身行政級別提升考慮，本能的偏好是隱瞞銀行出現的問題，缺乏“堵漏”的激勵機制；再看信用制度。西方國家信用體系的建立是橫向的，人們相互之間的信任度較高，違約風險較低。在我國，人與人之間的信用度低，而政府的信用較高，信用體系的建立是縱向的。據悉，外資銀行進到中國后感到“水土不服”，就是因為不適應這種信用制度。在這種信用制度環境下，違約風險自然比較高。另外，在西方私人經濟主導的體制下，金融風險更多地表現為市場的競爭風險，金融機構通過優勝劣汰不斷在降低和疏散金融風險。而我國的經濟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主導型的經濟，銀行在這種背景下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為這種經濟提供金融支持，金融機構沒有實現在充分競爭下的自由進出，就容易造成金融風險的積聚�！�
所以，在中國這個特殊的背景下，我們僅僅急切地把國有銀行推向股改上市恐怕是不夠的，只要求銀行緊練“內功”、完善內控制度也是不夠的。我們應關注一下基礎制度建設工作是否做到了位。這些工作，包括金融監管方式的完善、激勵制度的完善，直接融資制度的完善、信用制度的完善、金融機構市場退出機制的完善，以及配套的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等。只有這些方面也做到市場化了，我們對金融風險的防范才能真正由事后變為事前，由被動轉為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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