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券商迂回進入中國 避強就弱奪話語權

　　按照“入世”承諾，我們在服務業一些領域實施有限度的開放。但事實上，外資對于中國現代服務業的熱情，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

　　我國內地又一家合資券商成立：華爾街投行巨頭美林集團日前正式聯姻華安證券。

　　證券市場的開放門檻，相對于金融領域其他兩塊———保險和銀行業，是比較高的。 根據中國“入世”協議，3年內允許設立中外合資基金公司，外資持股比例不超過33%，3年期滿后，外資持股比例可增至49%；3年內允許設立中外合資證券公司，外資擁有不超過1/3的少數股權，合資公司可從事A股承銷，但不得進行交易。目前，證券市場進一步開放沒有時間表。

　　上限歸上限，但上限之下，如何操作，卻沒有太多具體的細則。何況，即使有上限，也有辦法變相突破。看準市場潛力，玩轉股權魔方，一些外資迂回進入，意欲謀求更多話語權。

　　迂回進入的模式

　　從目前來看，外資進入中國證券市場大致有四種模式。

　　景順模式———2003年6月9日，景順長城合資基金公司獲準開業。其股權結構中，美國景順集團與國內長城證券各持股33%，另有兩家中資公司各持17%股權。盡管美國景順的持股比例并沒有突破33%的上限，但卻獲得了與中資股東長城證券并列第一大股東的地位，這是景順進入中國創下的新模式。這也使其成為目前唯一一家外方名稱在前的中外合資基金管理公司。

　　荷銀模式———荷蘭銀行有限公司在2003年通過收購原有股東股權的方式，與湘財證券合資成立了湘財荷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為中國首家通過存量股權轉讓方式合資的基金公司。盡管雙元股權結構的合作模式中，荷銀僅持股33%，但在管理團隊中，荷銀與湘財的高管人數之比卻是2:1。從這一點看，荷銀對合資基金的支持，絕不止于33%的股權。

　　高盛模式———去年底，美國高盛集團與國內新券商高華證券共同組建了高盛高華合資證券公司，高盛擁有33%的股權，高華持有67%的股權。不過，由方風雷為首的6個自然人聯合聯想集團共同發起的高華證券中，6個自然人出資8億多元，占有高華3/4的股權，這些出資均來自高盛公司商業貸款。通過巧妙的股權以及貸款安排，高盛事實上已經成為高華證券和高盛高華證券的實際控制方，此舉無疑也突破了以往外資在合資券商中的控制權限。

　　美林模式———美林集團日前聯合華安證券擬成立合資證券公司，美林持有合資公司33%的股權。美林表示，雙方合作后，將不局限于股票承銷業務，還將向債券、資產管理以及咨詢業務拓展。根據合作備忘錄，美林(亞太)有限公司將向合資證券公司派出投行團隊，協助華安證券發展當前還未進入合資證券公司的業務。盡管股權上限不能突破，開發新業務已成為美林爭奪話語權的主攻方向。

　　還有一種迂回“奪權”的趨勢———當初“強強聯手”一度成為合資的標準模式。如今，外資“避強就弱”選擇合作對象，也為自己留下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審慎原則的博弈

　　開放的積極作用不可否認。開放，促使中國證券市場不斷吸收成熟市場的先進技術、經營管理理念；開放，促使中國證券市場的國際化視野日益開闊。

　　但中國證券市場的開放不是無限的，根據“入世”承諾，我們的審慎原則是能夠控制的。但外資卻提出，不能濫用審慎原則。事實上，這始終是個博弈過程。在單個項目的具體審批過程中，我們始終會和國際大的金融機構博弈。由于我們在現代服務業領域的競爭力相對還比較弱，加之相應的政策法規的缺失，我們不可避免要為外資目前對中國證券市場的迂回進入付出代價。

　　無論是景順模式，還是高盛模式，均屬合規范疇內的創新。既然已經存在，就會成為可以參照的模式。業內人士認為，相關政策細則缺失，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我們放棄了市場主動權。外資變著法子“奪權”，也是為了逐步破解政策限制。

　　不只如此，外資進入中國市場，絕不僅是看好目前的小股權，而是為給自己搭建一個平臺，以等待政策環境的進一步松動。

　　而且，在有限的開放條件下，有限的外資憑借其技術和管理優勢，不斷尋求現實政策環境下的業務突破。中國證券行業“入世”3年，雖沒有遭遇來勢洶洶的外資“搶逼圍”———目前，中外合資基金公司僅有13家，合資證券公司更是不到10家，但我們必須看到，合資基金公司招商基金成立僅一年，就發行了被認為是最符合市場投資者需求的產品“貨幣市場基金”；海富通基金公司發行第二只基金“海富通收益增長”，也以131億元的規模創下了中國證券市場首發新高，外資的強勁實力不容小覷。

　　相比外資的理性，審慎開放的保護傘，卻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中資對外資謀求更大話語權的警惕。單一盈利模式下，大部分國內券商在去年的低迷市場中出現巨額虧損。截至目前，已公布2004年年報的56家券商，共計虧損6.44億元。不只是虧損，券商挪用客戶保證金等違規操作也頻頻曝光。券商等國內證券機構的不作為，同樣也是一種代價。

　　比較優勢的辯證

　　對于外資迂回進入中國證券市場，不能簡單地下“對”或者“錯”的結論。它至少可以引出幾個問題，例如：怎樣看待中國目前的市場？怎樣看待中國目前的監管？外資爭相進入，說明中國市場有商機，這商機我們必須花大力氣研究；外資能迂回進入，說明我們原有的監控方式或環節存在灰色地帶，監控管理方面有值得探討之處。例如有關證券公司股權，不僅要看大股東是誰，還得看實際控制人是誰。

　　更深層次的思考在于，在全球經濟加快一體化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對經濟學上的比較優勢理論有更加辯證的理解。

　　比較優勢是指經濟發展中的一種相對優勢，比較優勢理論源于產業化分工和國際貿易理論，現在已廣泛應用于產業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等各個方面。按比較優勢理論，一個社會經濟體應該做自身具有相對優勢的東西，而不是什么都做。

　　強調比較優勢并沒有錯，但隨著全球范圍競爭的日趨激烈，假如我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還是簡單套用這一理論，尤其是對那些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也僅僅按照比較優勢理論來看問題，那么難免會產生風險。金融領域就是這樣的命脈，一旦被外資控制，國家就會喪失經濟主動權。事實上，這一開放底線也是國際慣例。即使在制造業領域，世界許多發達國家和地區也不是全部向外資開放的，對那些關系國計民生的戰略性、資源性產業，對外資更是慎之又慎。

　　經濟專家認為，按照新的開放觀，我們一方面仍然應該強調比較優勢，爭取主動；另一方面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產業、核心領域，應積極謀求比較優勢，通過學習、吸收、借鑒，培養和創造比較優勢，最終實現與外資平等對話和有力競爭。

　　本報記者蔣婭婭 鄭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