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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鄒光祥 北京報道
2004年的圣誕前夕，北京終于迎來了今年第一場大雪。清晨雪中的故宮格外別致，但也許缺少一位來此欣賞雪景的游客，盡管她在3年半的北京之旅中一直那么鐘愛故宮的雪景。
今年9月13日，國務院正式免去史美倫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職務。作為中國首位外聘的副部級高官，史美倫在三年半的證監會副主席任上，市場曾兩度出現其離任的消息。
“她承受了太多的壓力和批評，不過一切都過去了。”一位與史美倫私交頗深的香港傳媒人士告訴記者，“除了履行香港行政會議成員職責之外，卸任后的史美倫大部分時間都陪伴在家人身邊。當然，也不排除她今后會擔任更多的社會職務。”
在她返回香港的行李中，應該還有她來北京履新時從香港帶來的放在她辦公室的一幅字：“安危不貳其志，險易不革其心”。
北上履新
2001年2月，史美倫正式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請，出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分管上市和融資監管工作。
直接進入證監會的“權力中心”，史美倫的名字在一夜之間被股民熟悉。“這次大家反應這么大，我感到很驚訝，也有一點不習慣！”被“欽點”的史美倫有些受寵若驚。
履新證監會之前，史美倫面臨三種可能的選擇：一是無為而治，不觸動中國特色；二是推倒重來，全面與國際接軌；三是知難而進，在可能的范圍內強化監管。
“史美倫選擇了第三條道路，她也只能采取第三種選擇。顯然第一種并不適合她的個性和風格，而第二種，則不符合中國股市的現實。”一位市場人士認為。
2001年4月上任伊始，史美倫大刀闊斧地提出改革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使上市公司與大股東在人員、財務和資產上三分開，在關聯交易、利益有沖突時用條例來規范公司行為。隨后，一系列監管規定出臺。有統計顯示，在史美倫上任后的9個月中，證監會出臺了40多部法規條例和處罰決定，涵蓋了上市公司、證券公司、證券審計機構、證券咨詢業等，為有史以來證監會出臺法規最多、最密集的時期。
在密集出臺監管法規的同時，對證券機構的調查也隨之展開。記者粗略統計，在史美倫任期內，有100多家上市公司和20多家中介機構受到公開譴責、行政處罰，甚至立案稽查。億安科技案、中科創業案、博時基金案、銀廣夏案等轟動市場的大案相繼披露。
她的專業精神和職業操守贏得了業界的尊敬，包括被她監管和查處的對象。市場人士認為，史美倫所監管的對象都異常強大，無論是對資金渴求的上市公司還是市場的中介機構如投行、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在世界范圍來說它們都為各國證監會所警惕，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不成熟的監管者往往因疏忽細節而埋下隱患。
媒體對史美倫的關注也讓她備感壓力。在內地三年，史美倫接受個人專訪只有三次，但每次她都只談分管工作。只是在2003年7月接受央視《面對面》專訪時，史美倫才簡單地“透露兩年內地市場監管經歷帶來的心路體驗”。
史美倫似乎從來沒有流露她非剛性的一面。“她其實是一個極其低調務實的人，少說多做是她一貫的作風。她很清楚，對于這個市場的種種問題，是不可能用風暴式的、大規模革命式的方法去解決的，尤其是在對內地市場逐漸熟悉之后。”史美倫的前任秘書對媒體說，“她只是不愿意，也覺得沒有必要出來為自己解釋。”
“史美倫融入中國證監會這個集體并非難事，她與所有的同事都相處融洽。但在融入內地機構的文化方面，則又相當困難。”一位接近史美倫的人士表示，較之香港市場，內地的情況顯然要復雜得多，作為監管者所要顧慮的因素也更多，這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監管效率和法規的推進。
離職背后
作為分管上市與融資的副主席，史美倫注定要承受如影隨形的壓力，而這種壓力，有時并不能向外人道之，甚至令人難以釋懷。
史美倫是主動申請辭職的，這一點也得到了她本人的親口承認。“我該做的都做了，我的任務已經完成，需要回家去了。”這是史美倫在卸任后的第一句話。而在解釋辭職的真正原因時，她稱是家庭分居。
“來北京上任時，我答應只干兩年，如今干了三年半，是超期服役。我的家在香港，長期分開不是辦法，這是實在的原因。”史美倫在獲知國務院終于批準其辭職請求時，對前去采訪的香港媒體記者如是表示。
史的秘書王先生對史美倫的離任至今仍感遺憾，“她在一年前就想過要辭職，尤其是在去年動過手術之后，這種想法日漸強烈。”
“無論是健康原因還是家庭原因，這都不太符合史美倫的個性。”西南證券一位投行人士在分析史美倫去職的原因時告訴記者，“內部人士都知道，史美倫作為一個專業的、誠實的監管者，她對自己的執政成績有專業水準的要求。然而自她上任以來，市場熊市3年，沒有絲毫起色，因此，從這個角度分析，不僅投資者對她的監管能力提出質疑，就連史美倫私下也認為自己沒有達到上任之初的要求，至少沒有留下什么豐功偉績。”
史美倫給人的印象是冷靜、穩定、剛正甚至強硬，這都是一名優秀的監管者所必須具備的，這也是史美倫留給市場的形象。在北京的三年半時間，史美倫甚少在媒體面前曝光，甚至在各種會議、論壇等公眾場合出現的次數都不多。
史美倫擁有博士學位，在美國當過執業律師，在香港證券監管機構任職的10年，蜚聲業界，這些經歷先入為主地刻畫了“鐵娘子”的形象。而正是這種口碑和形象，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于事實的判斷。市場人士張衛星說，把對中國證券監管成敗得失的追問鎖定在一個人的身上，而不是一個機構和一種機制，這對史美倫并不公平。
監管挑戰
在史美倫去留的背后，是人們對證券監管的關注。業界普遍認為，史美倫離任是證監會監管思路的重大轉變，即從“先監管再發展”轉變為“邊發展邊監管”。
公開資料顯示，史美倫在強化市場監管、推動上市公司規范的同時，國內股市出現了大幅下跌，深滬兩市市值蒸發了6000億。面對漫漫熊市，有投資者抱怨認為國內股市的大跌與監管者急功近利及其相關政策脫離國情有關。有評論家甚至發出疑問：史美倫的背景和國內近年來盛行的“洋教條”有沒有聯系？一些經濟學家更指出，盲目的市場化及與國際接軌，損害不到市場中強勢人群的利益，反而傷害到了無辜。
責難和非議接踵而至，挫折和流言令史美倫始料不及。她的面前原先是一片鮮花和掌聲，而現實卻鋪滿了荊棘和怨聲。最令她不習慣的，是一些媒體往往斷章取義地演繹她的公開言論，造成股市大幅波動。另外，凡是中國證監會出臺加強監管市場的政策，令股市下跌，一些市場人士就會怪罪于她，最后令很多改革政策難以推出，即使出臺，執行起來也面臨諸多困難。
在周小川執掌證監會期間，他曾公開表示，證監部門不會調控股票指數的漲落，更不能將調控股票指數作為工作目標或工作方針，也不能以上市公司主管部門自居，直接介入上市公司的內部管理。
周小川的言外之意是，證監會只做“裁判員”。那么，作為主要裁判的史美倫又是如何貫徹的呢？監管力度的加強與股指的變化到底有無直接聯系？史美倫說，這要看是哪方面的政策，如果是專門針對當時的“炒”風的政策，當然與指數變化有關系；但其他的一些政策，比如說清理市場，或者如何改善市場的運作、改善市場和上市公司的素質的政策，應該與指數沒有關系。
史美倫在接受央視專訪時表示：“我們現在做的都是在鞏固市場的基礎，這是要慢慢建立起來的，不是幾個月以內，或者是一兩年以內可以看到的。我們的市場一直在演變，在成熟。”
有少部分人將批評矛頭指向監管政策，認為監管政策“水土不服、有悖國情”。史美倫坦然地說，做監管工作一定是會受到批評的。但她承認，聽到這些批評后，大部分時間“覺得是委屈的”，但“不是個人委屈的問題，我感覺是對整個證監會的工作，有的人不了解”。
史美倫一度成為“海歸”的代表。在周小川調任央行行長、高西慶去職社保基金之后，有關證券監管的方向便開始出現細微的變化。在尚福林執掌證監會后，一系列的人士調整也隨之展開。業界對于史美倫的離任并不覺得奇怪，因為她本來就只答應來內地干兩年。
從上任到離職，人們對史美倫在證監會工作期間的表現是有褒有貶。貶者稱，由于她上任后推出了一系列監管政策，致使證券市場消化不良，導致股市至今元氣不振。但褒者認為，缺少史美倫這樣一個敢于監管的角色，對投資者未必是好事，中國證監會正是需要這樣一個敢于監管的人，才能為未來證券市場的良性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盡管中國股市有著自身的“特色”，但在史美倫看來，監管卻只有一個國際標準：公開、公平、公正和透明。這一點，理應為現在的監管者所發揚光大。
有人為她的離職歡呼，有的人卻在深深地遺憾。在她離去之時，有網民這樣評價：“我們需要溫暖的現在，她卻給我們一個美好的未來。”或許隨著時間的推移，史美倫在內地證券市場所樹立的監管理念會逐漸被更多的投資者所認同。
身為引進的專才，史美倫享有國務院特批的540萬元的年薪。但她自己只拿與其同樣級別官員的工資，將絕大部分薪水捐贈出來，設立“史美倫基金”，資助證監會官員和財經記者赴海外學習培訓。前后三年，已有數十位人士受惠于這筆基金，她的秘書李曉紅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史美倫曾痛陳中國證券市場有四大病癥：上市公司缺乏贏利能力和有效的公司治理、市場參與主體誠信責任意識淡薄、市場操縱行為比較普遍、投資者素質有待提高。一位市場人士指出，史美倫內地的職場生涯正是一次極好的教育之旅。如果沒有她，所謂的“公司治理”、“投資者保護”、“保薦人制度”等概念就不會像今天這樣清晰。史美倫給投資者上了一課，只是這一課的學費稍顯昂貴。
在史美倫的身后，中國股市仍將面臨一系列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監管者是不可或缺的”，經濟學家華生指出，“中國的股市需要在發展中監管，但同樣值得重視的是，離開了必要監管的股市發展，將是不可持續的。投資者期待的是，建立在法制基礎上的必要監管，以及中國證券市場股權分置等結構問題的重點突破”。
從風口浪尖回歸平靜，史美倫在淡出四個月后，中國股市依然在低迷中苦苦徘徊。12月20日，滬指更是下探到4年來的最低點127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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